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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危机的改革,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

时间:2020-02-27 02:36

[1]闫勇:《英国工党考虑引入四天工作制》,中国社会科学网,

林德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三条道路”在欧洲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陷入政治危机,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接连选举失利;而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暴露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理念政策受到怀疑。而与此同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在欧美崛起。突出市场逻辑、要求政府放松控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核心,它显然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需要。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在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方式同时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失衡。

[4]黄少安:《加强公共福利预期管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1日,第4版。

郭忠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自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高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的危机就不断上演。作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地,英国也成为了最早向福利“开刀”的国家。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危机的改革,还是布莱尔政府组建新工党后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新世纪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再适应这种“边际性的调整”,拟定新的“福利契约”势在必行。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福利模式;福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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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洁:《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2页。

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战后重建给欧洲经济带来大量内需,世界经济格局对欧洲国家很有利,所以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速较快、就业充分的“黄金时代”。欧洲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没有理由更改左翼政党具有惠民性质的政策,即使上台也只是小修小补,因此形成了左右翼政党在政策上达成“共识”的表象。

注释:

今年4月,吉登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技术与全球化的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死。话音刚落,5月8日揭晓的英国大选结果似乎为吉登斯的判断提供了又一力证。在此次大选中,曾因“第三条道路”而名声大震的工党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节节败退,同时受到来自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地区两方民族主义的夹击,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输家。

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危机的改革,还是布莱尔政府组建新工党后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新世纪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再适应这种“边际性的调整”,拟定新的“福利契约”势在必行。

石油危机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战后重建的内需消失、新兴经济体崛起、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等原因,欧洲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增速放缓、失业激增的困境,民众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财富如何分配,而是怎样恢复国家经济活力。这给欧洲右翼政党全面否定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提供了机会。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在英国率先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有企业和公有住房私有化,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削减社会福利等。改革对振兴英国经济起了明显效果,助推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1979—1997年,保守党在英国连续执政18年,接连的政治失败使工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福利制度的选择与福利模式日趋补缺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二战以后,由于英国工党重视战后重建问题,艾德礼政府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赢得了民众支持,从此使福利国家与工党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福利政策的主题始终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20世纪40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六七十年代,其重点是全面保障和全民保障;到了80年代,则是削减开支和福利收缩;进入90年代后,目的已变成鼓励自食其力。[2] 那么在21世纪又应如何?理论上看,政党政治应该是主导福利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政党的意识形态及立场,直接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然而,在当前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政党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获得支持,除了政党传统和物质基础以外,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越来越成为最贴近选民,也最被选民关注的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学术领域,而是政策现实。”[3] 历史上,历届英国政府对于福利政策的分析和讨论,只有少数争论集中在政党偏好,多数都是就事论事。因此,已经看惯了两党政策趋同的英国选民,即便面对麦克唐纳的承诺,或是他的盟友工党领袖科尔宾对“工党初建原则”的念念不忘,难免也会让人看作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不怎么接地气的高谈阔论。

对话人

贫困和贫富悬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威胁极大。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对贫困和贫富悬殊现象的调控,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安全网”作用。英国的福利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缓解了贫富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稳定了社会秩序。然而,福利支出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这种易升不易降的刚性特征称之为“福利刚性”。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少安教授强调:“福利刚性的‘刚’要领在不能减,而‘增’只是‘希望’,当 ‘希望’被许诺或暗示后,就会成为可支配收入或可获得效用的 ‘稳定预期’,被纳入个人或家庭的‘预算’中。这个 ‘预期’或 ‘预算’会成为个人或家庭损益计算的 ‘参照依赖’,得到了被视为收入,没有得到或没有完全得到,就被视为损失。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要大于对得到的敏感度。”[4] 福利政策作为社会的安全网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安全依赖,然而英国政府对福利政策的小修小补却导致这层安全网变得不再稳定,社会矛盾涌现,人们的不安和不满情绪持续蔓延,甚至在一些国家爆发了罢工、游行示威等社会过激行为。

作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张和现代化运动,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如果能够把握好以上几个方面,欧洲左翼力量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的。

福利国家:政党主导还是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路高歌猛进,大有引领21世纪政治新趋向之势。2007年《里斯本条约》签署之时,不少人认为欧洲将走向一个在价值观上更趋向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新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欧洲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在野党。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福利政策:社会安全网还是矛盾催化剂

欧洲;左翼力量;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左翼政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编辑)

近日,曾一度坚定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称,在技术与全球化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死。作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张和现代化运动,“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五位学者对此发表看法。

作者简介

田德文:“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20世纪初接受改良主义道路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人道、文明。其改革的举措和重点,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不同。一战前主要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善劳动条件,二战后则转向福利国家建设。应当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推动欧洲资本主义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与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甚至连“同路人”都谈不上。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第三条道路”保持了这一理论流派所主张的阶级合作、社会团结等基本教条,但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卢梭指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6] 这里“公正”的含义在于,当福利制度失去理性从而产生危机,选民的意志、政党的意识形态、国家的经济基础等各方因素都会与制度产生互动,迫使福利制度发生调整,并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不论英国当局是否愿意走向改革,进而改革是否能让英国重回福利资本主义的国际典范,相关制度运行都会在每一次挑战中迎来新的必要调整,也许未来它变得不那么慷慨,但一定会持续下去,否则惠及大众的制度绩效衰减,依然会危及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有效运行,毫无疑问,破解民主政治的死锁效应,亦是解决福利制度框架下社会共识危机积重难返的另一重要前提。

盛极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

英国约克大学约翰·哈德森教授认为:“英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具不确定性的重要历史性时期。政治体制日益破裂和棘手,历经英国分裂的公投,退出欧盟的公投。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和深度紧缩方案的影响,使得人们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担忧。”[5] 那么,高福利国家是否还具有可持续性?危机过后是否还能迎来曙光?显然,当前福利国家运作的逻辑不可能再单纯地理解为国家干预或市场的谁多谁少,而应该关注的是整个经济体与制度之间的协调能力。哈德森教授认为,目前对英国社会保障和经济的审视是不全面的,选民和政党很少提及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仅是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总体筹资压力。然而,根据调查显示,不同类型福利支出导致的系统影响和持续性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医疗健康、养老保障等福利项目影响持续时间最长,这两项恰好是英国政府公共支出最大的两个项目,也是紧缩方案中被明确豁免的项目。这一事实更加凸显出,福利政策的制定要与国家的整体经济目标保持一致,发展全新的制度安排才是化解福利危机的必要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它的政治主张有哪些?

[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页。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已不再合时宜,新的社会条件呼唤新的政治思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社会公平、福利政策的固守不仅造成市场的低效率,而且使国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三条道路”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同时,“第三条道路”重视市场效率,但又旨在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不足。此外,“第三条道路”还重视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社会问题,如移民浪潮、环境破坏、犯罪率上升、全球化发展等,主张发展情感民主、建立世界性国家、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等。从总体来看,“第三条道路”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3]转引自孙洁:《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82页。

林德山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姓名:王禧玉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5]约翰·哈德森:《英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演变》,《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1期。

进入90年代中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扭转了此前的政治颓势,相继回归执政队伍,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强势复苏之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里,一度出现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盛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以及布莱尔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在1998年一经面世,立刻引起全球关注,尤其是布莱尔小册子的副标题“新世纪的新政治”引发人们很多遐想。

10月29日,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公布了脱欧前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并宣布“英国的紧缩年代已经终结”,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动用45亿英镑改革通用福利金制度、增加国防和道路基建开支。然而,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大臣约翰·麦克唐奈在最近的采访中否定了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英国即将结束经济紧缩的言论,“过去几周,我们一直在听内阁官员谈论他们在相关领域的行动,并持续关注政府关于寻求改革路径的说法。但是,他们的改革没有奏效”。[1] 麦克唐奈还承诺,如果工党未来执政,将取消通用福利金制度,普惠式的福利计划处于不可持续阶段,它并没有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提供应有的制度支持。

面对挑战,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调整政治战略和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各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一部分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主张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在政治上放弃传统左翼政治方式,在政治战略上摆脱传统工人党形象,并围绕新中间阶层构筑新的政治战略。为此,他们主张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主张。吉登斯是这种观念主张在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代表,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中提出了“超越左右”的口号。

福利危机:持续上演还是迎来曙光

史志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但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欧洲再一次陷入增长乏力、失业激增的困境。和石油危机时期一样,欧洲选民又想通过政府更迭走出窘境。其结果就是,除了德国等少数几个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外,多数执政的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期间都下台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下,欧洲一时被称作“粉红色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当时为什么能够盛行于欧洲?

在这种背景下,在野的工党逐步放弃以国有化、均贫富和增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主张,转向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但在价值观上强调社会公正、阶级团结和机会均等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击败保守党上台,工党连续执政12年。在此期间,工党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基本“照单全收”,把国内工作的重点放在促进就业方面,在确保英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过低薪岗位、政府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了失业率,得到多数英国人的支持和很多欧洲国家的仿效,德国、西班牙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先后贴着“第三条道路”的标签重返政治舞台。

田德文:在我看来,要准确把握“第三条道路”兴衰的脉络,必须对战后的欧洲政党政治有一个基本了解。回顾二战后的欧洲政坛,多数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者,政纲大多包括:通过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来纠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弊端,通过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以及通过完善福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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