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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电竞官网:许永杰《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守旧一考式古学中开掘与发表金朝遗存的重大

时间:2020-01-20 05:35

考古是对人类历史的逆探索过程——已经消失的历史,通过对其物质性遗存的考古学处理,可以重建、复原并进行研究,这是现代科技赋予人的独特能力。张立东先生的《手铲释天书》,以访谈的形式披露一批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夏王朝与夏文化考古的心路历程,孙庆伟先生最近所著的《追迹三代》,将其扩展到夏商周三代,从中可以窥视并体验考古学的这些独特性质。 考古学所重建的过去,是通过古人所遗留的物质性证据链条攀援而上的。为此,考古学发展了类型学和地层学及一系列关于古代物质遗存的结构化模式与方法,使物质性遗存的信息、价值,包括其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精神等方面的意义,得以不断呈现。 考古学尤其依赖田野发掘。传统考古学中发掘与揭示古代遗存的主要手段就是地层学,现在则更加重视埋藏学。如果说地层学还主要是解释遗存的相对顺序,从而可以作为重建其相对年代的依据,那么埋藏学则是真正的逆过程,从考古遗存被创造、使用、废弃到埋在地下,再到被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是这么一个全过程的反方向,埋藏学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更丰富的关于古人遗存的相关信息。 1989 年,我有幸聆听尤玉柱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史前考古埋藏学》课程,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已经引发了对考古埋藏学的浓厚兴趣,并写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对考古学的第二次启示——读《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博》1993 年3 期)的体会,然后还有机会在俞伟超、帕蒂·沃森等先生指导下,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发掘中进行实践,草拟了具有埋藏学性质的工地发掘操作原则等文件(《班村考古的思考与体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1 期),并在遗址内外探索网格式区域调查,在探方中探索量化采样,以及以筛选和浮选法进行动植物资料回收等等,就是希望将遗存置于一个相较于地层与年代更细密的背景中进行解读。 考古学家犹如现代社会派往古代社会的侦探,总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古代的信息。从地层学为指导的发掘到以埋藏学为指导的发掘的转变,正是年代学或者说文化谱系重建的考古学向人类行为或者过程主义考古学转变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考古埋藏学有着超越发掘方法的更广泛的内涵,可以把它理解为研究遗迹、遗址形成过程的一门学问,或者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陈胜前先生在信息论的框架中将埋藏学上升为遗址考古学就很有道理。陈先生指出,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由多个环节构成,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研究流派,但不同环节之间缺乏理论上的关联。考古遗址学是一个沟通不同环节的理论框架,以考古信息为媒介研究其传递过程与变化,从考古信息的形成直到最后考古知识的公共化。这一框架完整地包含了考古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环节,它也是考古学的基本认识论。曲彤丽和陈宥成则较系统地梳理了史前埋藏学的研究和探索历史,并从自然与人为动因角度对其运用和分析进行了探讨。钱耀鹏和毛瑞林以甘肃临潭磨沟遗址为例,探讨从埋藏学角度揭示遗迹现象成因、获取更加丰富的相关信息和认识并谈了自己的体会。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包括遗址,作为古代遗存,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相关信息,而其成为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则取决于其能否被发现,能否被解读,也取决于建基于遗存判析基础上的信息的准确性和清晰度。因此,这既是一个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信息学的问题。 遗存及其形成过程是客观的,信息的编码也是客观的,但是今天的人们能够发现它们则有其偶然性,提取过程有其或然性,解读更有其主观性,因此需要考古学家具有方法论的自觉性和追寻探索的能动性,以不断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接近历史的真实性。 在资料与方法的互动中,考古学家可以借助理论方法与科技手段,发现和提取更多的信息,不断将未知信息转化为已知信息,将非结构性非模式化信息转化为结构性和知识性的信息,从而实现人类知识的增长与学术、文明的进步。对于改变和扩展人类的知识结构,考古学是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无论微观考古学还是宏观考古学,都是为了将古代遗存看得更清楚,同时能看到表面背后的规律。在看见物本体,看见信息及其背后的模式方面,埋藏学较之于传统的地层学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些。埋藏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扩大考古发现信息、逆向还原已逝历史的过程中更接近信息学中的遗存编码与解码过程,尽管可能我们仍然需要剥除诸多的信息噪音乃至冗余信息,才能更加清晰地聚焦于古代人类行为与文化等考古学的焦点问题,但是,如果承认考古发掘具有某些破坏性,那么这些冗余信息也是有价值的,考古学应该向全息考古学方向努力。考古资料、考古信息以及考古发掘应该保持开放性,成为多学科的真正平台。(此文为《南方文物》2016年2期一组谈考古埋藏学的文章所撰导读修改而成)(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6版)

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是基于他十几年来为中山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考古学方法论及个案研究”课程编辑而成,收录了自1989年至2018年发表的19篇中国考古学研究案例,分为十个专题,全书谋篇布局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籍,大都是翻译、编译的国外论著或者编写的专业教科书,不同学派论道,各种学说纷呈,其中不乏抹黑中国考古学的说法,让初学者如同雾里看花,是非莫辨。《十讲》是中国高校20世纪70年代培养的考古学者第一本研究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作者通过他所做的中国考古学个案研究,铺陈演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并且经过了十几年课堂教学磨练与检验,从而成为研习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必读之书。这本书不是一般常见的那种课程讲义,所以对于习惯阅读讲义的读者来说,看起来或许会有些不太适应的感觉。

《十讲》出版以前,有关文章我陆续看过,收到书后又看了一遍。读完这本书,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代考古人的理想,恰在中国考古学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下面就书中论及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谈谈个人的一点想法。

一、卜工在《十讲》序文里对中国考古学史作了有意义的分期:“20世纪20~50年代是中国考古的草创期,50~80年代是建设期,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几年是发展期。”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考古学草创期就出现了。今天通过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等文章,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发掘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大致情况。

这个时期,瑞典人蒙特留斯著有《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其中第一卷《方法论》传入中国。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郑师许、胡肇椿译本名为《考古学研究法》,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滕固译本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蒙氏的《方法论》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方法论》里,蒙氏首先提出考古学上的年代学。他说:“我人无论从事何种历史的研究,第一要件,必须对年代关系具有精确的知识,此为吾人所共喻,毋俟深论。但年代学(Chronologie)若就通常当为史前的时代而论,究竟能够得到何等程度的决定,则学者间议论多端,莫衷一是。”他指出年代学应该包括两种概念:“我人如欲认识某项物品在年代学上的位置,只须以相对的年代(relative Chronologie)或绝对的年代(absolute Chronologie)为问题,即可明了。”接着,蒙氏论述了两种推订相对年代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依据住居遗址的层积(按,即今天所说的地层堆积),他说:“在若干‘特拉马拉’及其他湖上住居遗址中,曾经发现三层住居的遗迹,上面已经叙述过。如在发掘的时候,发现物从其不同的住居遗迹分别出来——可惜不能够常常如此——那末从最下层发现的一切物品,其时期比中层发现的较古,而中层发现的,其时期又比上层发现的较古。”这是地层学的内容,因为蒙氏对此没有展开论述,所以往往被学界所忽视,然后,蒙氏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第二种方法,即一种依据古代遗物推订相对年代的方法(typologische Methode),郑师许、胡肇椿将其译为型式学,滕固将其译为体制学,今天一般称为类型学。

细读蒙氏《方法论》不难看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遗物,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代遗物的年代问题,研究的路径分别是埋藏古代遗物的地层与古代遗物的形态,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蒙氏的《方法论》实际包括了今天所说的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三个内容。

关于中国考古学建设时期的理论与方法,夏鼐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解放以来,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考古资料来解决从前单凭文字史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些过去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导下,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仍在继续争论中。我们要不断地改进考古研究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打好理论基础。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

发展期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著很多,篇幅所限,兹不胪列。对此张忠培说,一个是考古学界理论思维活跃起来,理论著作多了起来,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建设新时代;另一个是中国和西方考古学广泛接触的一个时代。从考古学来说,就是要让材料,即遗存牵着自己鼻子走,扩大认识遗存的手段,提高认识遗存的准确度,强化考古遗存的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考古遗存的定性释读水平,深化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提高考古学遗存体现的人际关系的分析能力,去发现其中的联系与规律。

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用来作为阅读《十讲》的学术背景。

二、《十讲》第一讲以学科史为题,开篇说著名遗址,心怀敬畏,行有所止;接下来讲经典著作,不忘师训,致敬经典。作者以此表明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是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体现出鲜明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

在第一讲的内容里,说到了科学发掘方法,遗址分期和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提出了华县渭南模式。该书的第二讲至第四讲是对考古年代学、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运用的演示,第五讲至第十讲是对考古阐释学探索的示范。考古年代学、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阐释学是考古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第二讲至第十讲还涉及到了科学研究方法。这样,全书的十讲里面主要包括科学发掘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考古学方法论与研究模式以及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研究思想等内容,其中考古学方法论、研究模式、研究视角、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思想可以归入考古学理论范畴。

这样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研究方法,如考古年代学、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第二层次为依据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研究模式,如华县渭南模式、元君庙模式;第三层次为研究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考古研究方法使离散的考古遗存有序化,研究模式为考古遗存与人们共同体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研究思想决定了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

三、考古地层学与考古层位学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以混同,也不能替代。考古地层学的核心是“地层”,地层的堆积顺序用“层序”表述。考古层位学的核心是“堆积单位”,堆积单位的堆积顺序用“层位关系”表述。

“后冈三叠层”在中国考古学上标志着考古地层学的出现。后冈遗址依据土质、土色和厚度划分不同的地层;依据地层里包含物将所划分的地层合并为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小屯文化层,一个文化层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几个地层;依据三个文化层的叠压次序,划分为后冈下层、后冈中层、后冈上层。在这里,地层是构成遗址堆积的基础,文化层是遗址堆积的内涵,遗址层(即后冈上、中、下层)是遗址堆积的年代,也就是遗址的分期。

“客省庄三叠层”在中国考古学上标志着考古层位学的出现。客省庄遗址依据周代文化层叠压的早期周代瓦鬲墓,被瓦鬲墓打破的粗篮纹陶灰坑8,被粗篮纹陶灰坑8打破的彩陶灰坑7,归纳出客省庄遗址的分期。在这里,周代文化层下面的瓦鬲墓、灰坑8、灰坑7被视为独立的堆积单位,各自代表了遗址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并依据墓葬、灰坑间的打破关系进行遗址分期。今天通过苏秉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对遗址“堆积单位”思想的形成可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但是调查报告把墓葬、灰坑间的打破关系称为“叠错”,表明层位关系的思想那时还没有形成。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明确提出了遗址的单位、层位、层位关系等概念,为考古层位学输入了重要的学术思想。从此以划分堆积单位、建立层位关系、构建遗址形成过程为主要内容的考古层位学才真正形成。

目前在业内,有人对考古地层学与考古层位学本质不同分辨不清,甚至有人认为层位与单位是同一回事,或者把遗址地层堆积表述为层位堆积,如此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对考古层位学不了解或者认识不清造成的。认真读一读学一学《十讲》中的第三讲考古层位学,对其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四、《十讲》第四讲以陶鬲谱系研究作为讲述“考古类型学”的内容,表现出作者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想法。陶鬲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代表性器物,对于陶鬲的研究自然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的重点。裴文中、苏秉琦和邹衡、张忠培两代考古学者对于中国陶鬲的研究,以及作者对于甘青地区陶鬲研究,都紧紧抓住了谱系这个关键,中国三代考古学者“继承和发展了蒙特留斯的考古类型学,把考古类型学发展到了他国所未能达到的阶段”。

谱系是生物进化分类学的重要内容,蒙特留斯在《方法论》里引用了这个概念,谱系成为类型学的思想。后来,柴尔德在考古学文化研究里也运用了谱系的思想。古代器物的谱系研究需要以类型特征排序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要分辨出原始特征和新生特征,不管空间上连续与否,通过特征的遗传关系建立起器物的发展顺序。这里,原始特征是共性,是历史遗传的特征,新生特征是个性,是阶段性变化的特征,从历史视角看是纵向谱系,反映了进化关系。从地域的角度研究,要分辨出亲缘特征和变异特征,在这里,亲缘特征被理解为外来的特征,变异特征被理解为适应当地的结果,从地域视角看是横向谱系,反映了传播关系。

《十讲》第五讲中《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大迁徙》《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就是建立在陶器的横向谱系与纵向谱系研究的基础上,解读出特定陶器在空间传播与时间延续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

五、考古学文化是解释考古遗存的重要概念,是文化考古学的重要内容。1959年,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把柴尔德提出的“考古学文化”介绍给中国考古学界,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61年,夏鼐《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进一步指出,作为一定概念的考古学文化,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考古学上的一个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并论述了“考古学文化”概念在学术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考古学文化的作用,国外学者则认为,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在组织和解释考古材料方面已经扮演而且还将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概念的引入,将使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影响和发展去观察史前史,并且逐渐地引导人们对这些文化间外部联系的研究进而深入到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对其内在结构的关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这两个方面,对于理解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文化序列形成过程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基础”。

中国考古学者创造了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模式。《十讲》第一讲中提到的张忠培“华县渭南模式”,是一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研究模式。大家耳熟能详的苏秉琦“区系类型模式”则是几个大体同时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研究模式。另外,还有一种研究不同地区同一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模式,例如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可以简称为“黄土高原模式”。

六、20年前,我在《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中说过,目前中国考古学关于遗存“解释”的研究,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利用历史文献解释的方法,运用历史唯物论概念解释的方法,通过其他人文学科知识解释的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解释的方法,通过模拟实验解释的方法。为了尽快地把“解释”的方法总结出来,这就需要抓更多的个案研究,使这一方法更加丰富,通过理性的分析,使这一方法逐渐形成体系。这种“解释”考古遗存重建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考古阐释学的内容。“解释”考古遗存的方法,根据中国考古学研究实践,可以总结出许多研究模式,因此考古阐释学实际上包含了若干研究模式。作为考古学理论范畴的研究模式,一般是以研究方法为基础,依据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思维方式构成的程序体系,是为考古遗存和古代人群建立起联系的一种特殊架构。

张忠培强调,考古学研究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之史,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广义历史与狭义历史的区别;“透物见人”之人,在不同的范畴里分为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行为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关于社会、历史、社会人的研究。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包括人类社会组织和历史发展过程两个内容。张忠培创建的“元君庙模式”,是中国考古学上解释史前墓地重建社会组织的经典模式。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一个通过历史时期聚落重建社会历史的“七星河模式”。主要研究内容为:确定聚落基本单元,按不同功能划分聚落组合,建立聚落之间关系。作者在《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指出,当前中国的聚落考古实践中存在“贴标签”和忽视基础研究的问题,因此往往分不清聚落考古与区域考古的关系,分不清聚落与遗址的关系,分不清聚落等级与遗址面积大小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有深厚的历史学与金石学的大背景,依据考古遗存重建历史的研究,显然不能置历史学与金石学于不顾。《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诸文章,旨在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整合以重建古代历史,由此体现出作者的学术修养与追求。作者认为,系谱类比法用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就是将考古遗存的文化谱系与古史传说的帝王世系进行类比,以得出考古学文化与古帝王联系的认识。这种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有比较成功的事例,可举者如邹衡对于共工氏部族与“河北龙山文化”关系的研究、俞伟超对于先楚和三苗部族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遗存关系的研究。对于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材料的整合研究,作者提出的四个研究视角与研究途径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中国考古学上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整合研究的典型案例尚可举出若干,例如俞伟超《古史分期的考古学考察》,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嫩江流域史前先民的生计模式——从昂昂溪骨质渔猎工具说起》《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景分析》《“陶抄”的考古情景分析》等文章,对于依据考古遗存研究古代人类行为与思想,都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七、张忠培指出:“考古学不是中国的原创,中国的金石学没有发展为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进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以及考古学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中国本土化,是中国考古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学者矢志不渝努力探索中国考古学及其理论、方法、技术本土化。

《十讲》面世后有人问我对该书的评价,我说,如同听演唱会,有原生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美声《我的太阳》,还有民美《在希望的田野上》,你看《十讲》像不像《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话说出后就有人回应,美声似乎声音越来越高,唱民歌的也越来越少了。于是我想起35年前张忠培寄语青年学子:“走过去的路,只能是历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现在,需要开创新的道路。”当年在张忠培先生领导的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工作的几位青年学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但是他们始终牢记先生的教导,依然坚持走出自己的路。

2018年9月12日草成,9月20日定稿。

作者:陈雍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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