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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子后研究人士,教授出席治理功效兴许并不能够

时间:2020-03-11 19:29

面对有限的学术资源,大学组织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会出现激烈争夺。

现实之中的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实践极为复杂,远非几个简单概念、简约的理论和抽象理念所能回答,参与治理体现了参与民主与不同主体间权利的平等,但是,它不意味着不同主体具有同等的权力;不同事项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参与决策的范围,但不同教师专业资质与能力又决定了其参与程度的差异;教师参与治理效果或许并不理想,但即便如此,它依旧必不可少,是维持大学作为文化意义机构的核心制度节点。

大学组织;学术资源配置;利益相关者;AHP方法

高等教育;教师参与;教师;参与治理

作者简介:尤莉,女,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核心成员,主要从事教育行政与政策研究。河南 洛阳 471023

作者简介: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面对有限的学术资源,大学组织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会出现激烈争夺。通过以利益相关者为理论依据,准确识别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属性,建立了一个囊括4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的大学学术资源指标体系,并通过AHP方法对该指标进行权重确定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4个一级指标中,“学术文化”“学术规划”“学术事务”和“学生活动”的权重分别是0.3114、0.2708、0.2502和0.1676。经过CR一致性检验后,整体指标权重和单层指标权重都是可以接受的。在20个二级指标中,“办学理念”“课程”“学术活动”“学术质量”“学术声望”应优先考虑。

内容提要:现实之中的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实践极为复杂,远非几个简单概念、简约的理论和抽象理念所能回答,参与治理体现了参与民主与不同主体间权利的平等,但是,它不意味着不同主体具有同等的权力;不同事项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参与决策的范围,但不同教师专业资质与能力又决定了其参与程度的差异;教师参与治理效果或许并不理想,但即便如此,它依旧必不可少,是维持大学作为文化意义机构的核心制度节点。

关 键 词:大学组织 学术资源配置 利益相关者 AHP方法

关 键 词:高校 教师 参与治理

标题注释: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权力视阈下大学组织内部冲突机理及对策研究”(CFA130153)。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于学术生命周期的实证检验与我国学术制度与政策的调整”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10-0043-07

近些年来,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关系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围绕高校内部管理议题,共同治理的概念与理论话语也曾一度广为流行,在公共政策领域,诸如高校治理及其手段的现代化至今依旧是高教领域改革持续升温的热点话题,早已成为政府、高校乃至社会各方普遍关注的实践问题。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实践中最为迫切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存在哪些困境?本研究希望以教师参与治理这样一个议题切入,尝试从经验而不是理论层面对高校内部治理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做些回应。

2015年国务院为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战略规划,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大学组织要实现关键环节突破和构建社会参与机制。为实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全面合理规划学术资源配置,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AHP层次分析法,有效识别不同学术资源指标内容的重要程度和权值。首先,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详细描述大学学术资源配置中三类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属性,即重要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其次,依据三类利益相关者对学术资源配置的需求程度、期望值以及主动关心程度不同,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直观展示不同群体对四类学术资源的感知程度差异、权重分布和选择差异。这主要是通过构建多层分析结构模型,来判断四类学术资源的相互关系与隶属关系,鉴别和比较哪个指标更为重要。最终,提出科学编制学术资源配置方案,改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参与机制,形成合力支持的格局,有序推进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

一、关于高校教师参与治理的困惑

一、大学学术资源配置中利益相关者鉴别

回溯历史,教师参与大学治理并非天经地义和顺理成章。人们所熟知的西方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便曾号称为学生大学,教师仅仅是为学生所雇佣的知识手工业者。即使到了近代的美国,如卡普兰(Gabriel E.Kaplan)认为:到南北战争之前,大学内部的权力基本为董事会所支持的校长垄断,教师的抵抗很少取得成功。在他看来,我们当代意义上的教师参与治理(shared governance),实际真正发端于一战之后的美国教师终身职与学术自由准则的制度化,即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关于大学教师权利的相关准则在全美大学被认可之后[1]。卡普兰的观点或许仅仅反映了美国的情形,将其推及整个西方大学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它至少引出了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其一,破除了教师参与治理是大学组织本质属性的本体意义迷思,毋宁说它是历史发展与大学组织属性以及教师地位变迁的产物;其二,引出了一个关于教师参与治理概念的理解与澄清问题。卡普兰所谓当代意义的教师参与治理究竟是什么?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新制度主义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参与治理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权力的抽象和概括说法,原则上讲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回到日常经验层面却极有可能疑窦丛生。在此,将有些困惑略枚举如下:

大学学术资源划分

第一,关于参与主体的教师身份与角色界定问题。高校教师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群体,其内部带有典型的分类与分层结构特征。学科与院系归属差异姑且不论,年资、职称职务与聘任方式千差万别。如在美国大学中,教师有兼职全职之分,全职中又有终身轨、终身职之别,我国目前很多高校推行的准长聘制度、分类管理制度也与此相似。不同身份、角色和资质的教师是否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与权力?

学术是指有系统的、专业性很强的学问。资源是指一国或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要素的统称。学术资源就是指资源的社会要素范畴,是指进行系统的、专业性很强的学问所必需的社会资源的总和。一般而言,大学学术资源是指能够被用来促进大学学术发展,加强大学学术竞争力的各种资源。宣勇教授依据大学中学术资源存在的不同形态,将大学学术资源分成了两大类,即有形的学术资源和无形的学术资源。[1]向兴华指出大学学术资源主要指大学开展学术活动所需各种条件的总和,并将其细分为人力、物力、财力、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等资源[2]。在此之后,冯向东教授又提出大学学术资源包括学术职务、建制、人员、经费、设施、项目、奖励、学术刊物等[3]。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Masten将大学组织资源管理细分为9大类31小类[4]。其中与学术资源相关的有:一是学术事务,包括课程、获得学位的要求和学生的学术表现;二是学术计划和政策,包括学位设置、新教学项目的评估、进入条件和学科人员规模;三是管理者选择,包括校长和学术带头人;四是各专业的任务,包括平均教学负担和教学分配;五是学生活动,包括学术纪律、学生业余规则、业余活动、学生的作用等。

第二,关于参与的事务问题。按人们惯常的思维,高校中的学术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区分开的,这也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分逻辑的理据所在。然而如果细究起来,要将两者间做出明晰区分还真未必那么简单!学校发展与学科专业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与经费使用、教师聘任、教师考核评价标准乃至业绩评定和薪酬分级、教学与科研管理制度、院系领导选拔与任用等,大学中似乎少有事项与学术无关联。有些事务看似纯粹行政事务,譬如是否要翻修食堂、建设一个停车场或者停车棚,但是由于它们与教师的利益相关,那么,教师是否有权力参与?如果是,不同事项与事务参与的程度如何?

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学术资源的阐述,本文认为大学学术资源主要包括学术文化、学术规划、学术事务、学生活动四个方面,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含有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的内容体系。一是学术文化。它体现了学术发展总体方向和理念指导,主要包括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文化制度、学术品牌和学术声望等。二是学术规划。它是保证学术资源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入学条件、学位设置、教学评估、学术活动、学业质量等。三是学术事务。它是学术资源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课程、学术职务、教职工配置、人员安排、学术经费等。四是学生活动。它衡量学术资源配置成效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学生的作用、各专业任务、学术纪律、学生学术活动、业余规划和学生能力等。

第三,关于参与治理的形式与过程。首先,教师以何种方式参与治理?直接出任院系领导、职能部门领导,即所谓的“双肩挑”,参与校、院系各种委员会,作为教师代表或工会代表参与教师代表大学或工会代表大会,参与各种随机性的会评会审,如此等等,究竟哪些属于参与治理的范畴?上述不同形式其实也隐含了众多更深层次的困惑,譬如,教师出任或兼任行政岗位甚至掌握决策权力、为决策提供咨询、各类会议上象征性地举举手和投投票,是否都算是参与治理?

大学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划分

第四,参与的层次问题。高校属于一个准科层机构,由下至上科层特征越来越突出。在基层系所,一门课要不要开或怎么开,是否要进人或者进什么人,系所绩效评价与奖金分配,甚至是否更换或添加办公设备等大事小事,在很多研究型大学中多是基层集体会商的结果。而在学院、学校层次,众多事务要么是行政阶层决定要么是以代表制来票决,层级越靠上,一般教师参与机会越少,由此带来的困惑是基层的这种全员参与是否算得上参与治理?在学院以及学校层次上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对相关政策以及干部任命发表意见,这又是否属于参与治理?

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利益相关者的认定,二是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多锥细分法”是美国米切尔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识别利益相关者的主要方法[5]。米切尔将利益相关者所特有的属性作为基准,通过划分和筛选得到了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三类属性,即权力性、合法性和紧急性。其中,权力性指的是某一群体所拥有的能够对组织决策产生影响的地位、能力以及手段等,合法性是指权力主体被赋予的基于法律和道义的对组织的索取权,而紧迫性则是指某一群体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快速引起组织管理层的注意。

所谓共治,就其理念而言无外乎两方面:第一,体现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尊重个体参与的权利;第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而言,则是强调尊重各方利益,给予各利益主体以磋商、谈判的机会来谋求各方利益的共赢。然而上述众多的困惑表明,理念层面上的民主与践行意义的民主很可能是两回事,它涉及谁的民主,关联到哪些事项的民主,以及体现民主需要什么程序与过程?而关于利益相关者,姑且其主体不涉及高校中其他人员如行政人员、学生以及教辅人员,仅就教师群体内部而言,个体利益诉求可能千差万别,具体到不同身份、不同学科、不同院系归属的教师,其利益也可能存在非均质性,如此存在多重繁复利益冲突与交叠的群体又如何参与治理?

基于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属性,可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三大类:重要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以及边缘利益相关者。其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同时具有权力性、合法性和紧迫性,与组织关系最紧密,核心影响力最大,对组织具有很高的确定性。而重要利益相关者包含了上述三种属性的任意两种,对组织的影响相对较重要,有时也会影响组织的决策。第三类为边缘利益相关者,只拥有三种属性中的一种,处于组织外部,对组织的影响力较弱,但具有一定的潜在性。

对于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在现实中的这种尴尬,菲什(Stanley Fish)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参与治理似乎体现了民主的理念,但是民主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教育理念,把高校视为民主的机构就等同于把它作为政治实体,政治实体中的民主更关注程序而不是实质,它无关什么是好的学问与好的教学。“即使民主的程序和原则的某些要素在学术场景中有用……它也不能作为学术生活的一般性规范与基准”;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不仅带有把高校视为商业部门的嫌疑,而且因为它把每个人都视为治理的参与者,其结果可能是谁都不是治理的主体[2]。民主也好,利益相关者理论也罢,其实都强调的是个体参与治理的权利,权利可以是共享与平等的,但是由平等的权利所衍生出来的是否就是对等参与治理的权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显然,让我们可能陷入更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在这种具有平等权力的原子化个体参与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又如何保证其有序运行的常态?故而,共治的民主理念或利益相关者模式的预设,即使理论上成立,在实践或经验中则可能完全行不通。

结合米切尔评分法,大学学术资源配置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三个层次9类群体。

第一层次是以校长和行政人员、学术权威和教师为代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决策影响力高,直接影响学术资源的配置方向。在大学学术发展中,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合法的决策者,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领导者,主导作用突出。行政人员是大学管理中领导核心,支持和辅助校长独立行使权力。学术权威在学术领域享有专业地位,对学术资源配置最具说服力,并在必要时适当介入决策过程。教师作为兼具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代表,主要任务就是“治学”,完成自己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等,积极参与学术资源配置改革与学校民主管理。

第二层次是以行政领导、政府管理部门、学生、课题提供者、项目资助方为代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行政领导是大学管理政策的执行者和教学科研等学术工作的服务者,一般采取参与决策的方式影响学术资源配置。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对象、消费者与投资者,在学术资源配置中理应享有较多权益,对学术资源配置同样也有需求。另外,课题提供者和项目资助方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来为学术发展提供条件,以此满足学术资源的发展需求,在学术资源配置中同样也占重要地位。

第三层次是以社区、公共媒体、第三方研究机构为代表的边缘利益相关者。这些群体相对来说对大学组织内部学术资源的配置影响较小,他们往往通过监督和反馈来保持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监督力量不够,目前第三方群体较少能够参与到大学中的学术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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