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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文对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对于大力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时间:2020-01-26 16:01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本文的研究重在宏观审视,重在关键问题的分析,重在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求问题的产生、答案及其时代特点与意义。本文考察的重点,首先是邓小平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其在“历史长时段”内的意义;其次是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想的演进;最后是关注文化与社会思潮,通过反倾向斗争,掌控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摘要〕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内涵极为深刻,涵盖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根本任务、方针政策、人才保障等方方面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是新时期指引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和行动指南,对于大力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学术界和理论界比较关注、也是研究成果较多的领域。研究的特点,一是描述和概括较为系统和全面,但偏重于从文本到文本,罗列论断,背景和深度分析显弱;二是重在阐释其现实意义,有时甚至甘冒过度阐释之嫌。本文研究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自然需要避免与已有研究在内容与思路上的重复。进一步言之,本文的研究重在宏观审视,重在关键问题的分析,重在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而不是从日后的结果或当今的理念“倒推”)寻求问题的产生、答案及其时代特点与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概括和分析之前,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文使用的文化建设概念与精神文明建设概念是等同的,即包括狭义上的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部分。在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年代,人们更多地使用“精神文明”指称文化。因而,本文视不同语境交替使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概念。二是本文对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其在“历史长时段”内的意义;其次是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想;最后是关注文化与社会思潮的政治影响,通过反倾向斗争,掌控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就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号召全党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起的庄严历史责任。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进程中,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对于深刻把握新时期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其文化政策与文化工作的核心问题。大体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此前的认识是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从理论渊源上讲是马克思关于文化阶级性的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从实践上讲,是中共领导革命战争的需要。早在江西瑞金时期,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等观念已经流行于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得到更明确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达。“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等要求成为革命队伍的牢固共识。

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本

新中国成立后,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基本上延续下来,它表现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与实践。从广义上讲,为政治服务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从狭义上说,就是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服务。而后者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强度和明确性上均占据主导地位,其表现是将意识形态考量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因素,过于凸显和胶着于政治正确、“政治挂帅”。在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即使将政治理解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它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助长简单地、机械地理解文化与国家建设事业之间的关系(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直接而具体的“服务”或“服从”),借助上纲为政治推行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某些做法。正是因为上述情形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中共中央提出的正确区分学术艺术问题与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三者的界限,在学术艺术问题上“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方针等,始终难以落实,最后竟出现了摧残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当然,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及其引领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文化转型与重建,尤其对塑造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特征的新型文化,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表明,执政党在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亟须调整。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也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极大凝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邓小平首先以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旗帜鲜明地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文化建设方针的调整亦迈开步伐。邓小平在复出后关于科技、教育、文艺问题的讲话均强调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此同时,针对纠“左”引发的右的倾向(即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一方面贯彻“双百”方针,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文化建设上的核心思想。当然,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非常警惕政治对文化的粗暴干涉问题。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不久,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213、255—256页。)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新的“二为”方向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文化建设的要求,它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和转变(邓小平放弃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在文教界尤其是文艺界曾引起热议,相当一批人感到不理解,有关争论至少持续到1982年夏。为了做通思想工作,胡乔木曾专门就此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参见《胡乔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96—407页)。由此,亦可看出邓小平在该问题上的政治与理论勇气及其贡献。)。集中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就是文化不能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有了这一前提,一些长期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便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了或不在以往意义上存在了,如政治与行政干预过多、过于简单粗暴的问题,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学术艺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时常混淆,等等。有了这一前提,历史上曾提出但未得到切实贯彻的方针,如“双百”方针等得到落实。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要求,一系列新的方针陆续出台。如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的多样化现实出发,中共中央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又如,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化的经济功能凸显,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文化强国建设方针。再如,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相互激荡中,习近平提出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述方针和思想,在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不大可能提出,即使提出了也难以落实。因为在这种理念下,认可文化的多元性,认可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认可传统文化的无可替代性,是难以想象的,至少会小心翼翼、闪烁其词。从这样的历史长时段看邓小平在文化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思考和认识调整,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也许更清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于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提出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两个文明建设”的思想。由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上了党和政府新时期工作的重要日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全面展开;对外开放也由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城市而不断扩大。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在国门打开的情况下,在吸收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如何有力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念、舆论环境、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成为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有两手;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甚至社会也会变质。邓小平还对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克服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努力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强调要把教育认真抓起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在这个重大关头,邓小平希望全党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他鲜明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他要求全党认真解决这个问题。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在邓小平那里,从建议在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稿里加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起,便高度重视作为价值观之直接体现的思想道德建设,将其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或“核心”“中心”,虽然他很少使用价值观这一用语。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的思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从根本上突出了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认识基础。邓小平这一思想也为我们党把文化建设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全局的高度,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增强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和战略目标。原因很清楚,物质文明建设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才是健康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背景与过程,尤其是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或者精神文明建设之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学界和理论界已有系统研究,本文则着重分析其思想特征及时代因素。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魂

综观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和谈话,可以看到,他在讲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基本是在讲思想道德建设。在他那里,很多时候精神文明就是思想道德的同义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道德建设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之初,邓小平高扬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形成于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革命精神,或者说战时共产主义所体现的道德情操与精神境界,是邓小平反复言说和强调的重点。早在1979年9月12日,他在同胡耀邦等人就修改叶剑英的国庆讲话稿谈话时便提出,对遭受“四人帮”毒害的一代青年人,要加强教育,“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54页。)。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比较展开地阐述了他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看法和期待:“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此后,他在会见外宾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带给青年一代的负面精神影响,数次高度赞赏地谈到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精神典型体现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传统,以及“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的良好精神风貌,指出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恢复和发扬中共革命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05—706、769、785—786、811页。)。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引人瞩目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阐述。中共十二大报告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为此,报告用了上千字来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在我国从共产党成立之际就开始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已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指导作用;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完全实现还需要长期奋斗,但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在中国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党内外的英雄模范已经在发扬着共产主义精神。总之,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还是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28、30页。)报告阐述的上述观点甚至包括阐述逻辑都明显来自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尤其是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邓小平针对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多月来的形势,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在谈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邓小平还特别要求思想理论战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然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消失了,其原因主要是为避免引起误解和困惑。因为提起共产主义,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首先想到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而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容易被人误解为承认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要求。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前,胡耀邦、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有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的说法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9页。)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与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相关内容比较,要实际得多也丰满得多,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关于“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部分里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二是关于“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部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决议肯定“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崇高道德应当在全社会提倡,但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必须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8、1180、1181页。)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确立的这种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在1996年第二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和其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中一直得到遵循。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思想理论界、文化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有所出现。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指出:“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邓小平对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出现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和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腐蚀青年的状况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如果说,邓小平在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上,有一个从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思想演进。那么,始终珍惜中共革命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则构成了他言说精神文明的第二个特征。综观其讲话和谈话,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尤其是艰苦奋斗,是他最重视的价值追求或精神状态。1981年1月12日和9月9日,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谈到中国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把“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恢复起来,认为现在搞四化仍然需要延安精神,需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一次谈及搞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1982年4月3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强调:“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但是终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无论干什么,都要立足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革命和建设靠自力更生,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靠自力更生。要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一种作风、一种精神状态。”同年4月7日和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特别提到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有艰苦奋斗的内容。1989年3月23日,在会见乌干达客人时,他谈到,我们存在一个失误,在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05—706、769、785、811、813、838、1270页。)

从邓小平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情况下,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引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前进方向。今天,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新的实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本质要求。

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中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改革开放到来后,随着过去苦行僧式生活观念和方式的远去,随着对人的正当物质享受的承认,也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物质供应的逐渐增多,出现了物欲膨胀甚至拜金主义流行之势。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允许物欲横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生产力并不发达,生活并不富裕。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迅速发展,在惊叹西方物质文明之发达和文化之多彩的同时,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潮流。上述时代背景使邓小平高度重视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历史传统。从今天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出发,邓小平当年思考的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价值追求何在或者核心价值观问题。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凭空思考问题,历史经验和时代挑战无疑构成回答问题的两大支点。由此出发,邓小平从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也就顺理成章了,其结论的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但同时不能否认,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均是具有长远价值的精神和道德境界,尤其在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物欲迅速膨胀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今天,它们作为一种社会的校正和平衡因素应有其特定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才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指针和强大力量。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文化建设,绝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确保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尤其是在过去的过于教条、机械甚至虚幻的理想尊奉失落后,社会价值失范;在人的自我与自主意识逐步觉醒的同时,某些无视社会规范和群体生活底线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触目惊心的情况下,出于同样的目的,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中理想和纪律尤其是理想的重要性,反复强调: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人民要有理想;“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5、838、115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44页。)。邓小平所言的理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二是爱国主义。1985年7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明确指出,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0—1061页。)。对于爱国主义,邓小平讲的频率较高,其原因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几乎每一次讲到精神文明建设时,邓小平都是从青年一代谈起;二是与此密切相关,在邓小平看来,青年人较容易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盲目崇拜西方。所以,他讲爱国主义总是和树立民族自尊心、增强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免疫力的角度谈起,并要求青年投身现代化建设,为民族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进一步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方向的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引导文艺、科学等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来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的错误,“双百”方针没能得到贯彻执行,文化工作遭受重大挫折。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由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初期。就思想文化领域看,正是新与旧、正统与异端、传统与现代交织交锋的高潮期。一方面可谓思想解放、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至与杂沓。如何保持中国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改革开放提供“正能量”,是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必须面对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出现新的转机,文化建设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在1979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在祝词中邓小平还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209页。)“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首先,关注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中蕴含的政治倾向性,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固化,是邓小平处理思想文化导向性问题的一大特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左”的同时警惕右、反右的同时警惕“左”,可以说是邓小平保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思想和实践。在社会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尤其是对待社会文化思潮,邓小平也是如此,以保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纵观邓小平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讲话和谈话,可以看到他对“左”的警惕和反对,力度大、言说频率高;但同时对右的批评与批判,同样高强度、高频率,且往往言说篇幅较长,他更多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指称右的倾向。至于反“左”与反右孰为主,完全视具体情况和对象而定,并不固化。一般而言,自1977年复出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十三大前后、1990年底至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主要批评和反对“左”;而1979年春、1981年、1983年、1986年与1987年之交、1989年,则对右倾或“自由化”思想的批评、反对较集中和突出。就对象而言,对于领导干部尤其是老干部,主要强调反“左”,反对思想僵化。而对于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则主要是强调反右,即反“西化”和“自由化”。1981年3月27日,在同军队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1983年9月7日,在同邓力群、龚育之等人谈话时,针对“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的状况指出:我最近的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31页。)这里特别需要分析的是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外宾时讲的“我们主要是反‘左’”、“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375页。)。其实,如果联系到中共十三大要开成“改革的大会”的背景,联系到八九风波后思想理论界存在着一股强劲的“左”倾思潮且影响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联系到邓小平亲历过“左”倾错误的切肤之痛,那么在特定背景下如此发言,以振聋发聩,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进改革事业,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由此,也就不能将邓小平的上述判断当做适用于任何时期、领域和对象的言说。

在改革开放头十年间,邓小平在各种会议、各个场合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明确指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3页。)又说:“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党要求安定团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举措产生的疑虑,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不会改变的。同时,邓小平还批驳了那种把贯彻“双百”方针同维护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指出:“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6页。)“双百”方针要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页。)。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其次,坚守政治底线,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不要搞运动、搞围攻”。邓小平作为政治领袖看待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一个基点是其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换言之,它们是否构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或颠覆。完全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坚守的政治底线,在这方面他从未犹豫或退缩过。80年代,他不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精神污染”,撇开具体情形不论,就是认为它们“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等等。由此出发,他不断强调要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呼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鉴于新中国历史上文化大批判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邓小平提醒:“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211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我们党长期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适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

再次,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倾向斗争是长期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而不能影响这个大局。如果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他指导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关注,同样体现着这一思想。80年代,在邓小平看来,在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领域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精神污染”是主要的危险倾向。所以,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言说和进行的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反“自由化”。在该方面,他突出强调两点:其一,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做长期的工作,甚至认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9页。)。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言说该问题总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65页。。原因很清楚,80年代时起时伏、或明或暗的“自由化”思潮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是离不开的。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能动摇,并且两者要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因如此,邓小平不断提出,要克服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的状况,提醒全党: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48页。)其二,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倾向斗争是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需要有节制有节奏有阶段地进行,决不能因此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因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9页。)。从实践上看,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是反对“精神污染”,均集中一段时间进行,适可而止,其限度是不能影响到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不允许将反“自由化”扩至经济领域的立场从未动摇过,由此也可以窥见邓小平掌控思想文化导向的另一种底线意识。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方向。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着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建设要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全国各族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传播正能量,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纵观邓小平在保持或保证文化建设与思想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到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背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可以窥见其探索对于日后执政党进一步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带来的贡献和启示。例如,基于邓小平对思想动态、文化思潮的政治倾向性的高度关注,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炼出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要注重抓宏观、抓动态、抓导向的原则;鉴于80年代借助对某个作品或观点的批评和批判进行的反倾向斗争效果往往欠佳的教训(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看,对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的活跃和多元趋向,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思想解放与思想混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世界观、价值观选择的多元化,在不同程度上是相伴而生的。哪些文化现象属于思想解放、属于正常争鸣,哪些属于思想混乱、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非那么容易判断,只有靠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探索。例如,当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人道主义和异化观点的批评和批判,是想借助某个具体作品或观点,起到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以有效地反对和抑制被认为日趋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尤其是邓小平,作为政治领袖完全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不纠缠于细节,不拖泥带水,作出粗线条的政治判断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带来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复制50年代的批判方式,更不可能回归“文化大革命”方式。实际上,中共中央当年正处于抛弃旧方式、寻找新方式的过渡期,探索不可能一步到位。对此,需要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中共中央一方面继承邓小平在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明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正面引导为主”,不搞无谓的“大批判”方针;鉴于邓小平多次呼吁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讲话,并要求注意培养年轻理论人才、提高理论说服力,此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抓队伍建设的战略思想,并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加以落实,特别是在新世纪到来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努力从队伍建设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解决问题。又如,邓小平关于文化与思想论争不能影响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统揽各项工作包括文化建设工作,无疑是有力的历史支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通向这条道路的正确途径。文化繁荣发展需要更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人民群众渴望更加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只有大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健康向上、宽松和谐的浓厚氛围,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充分讨论,鼓励各种体裁、题材、风格、形式、手段自由发展,坚持对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尊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园地才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四、坚持培育“四有”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基

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始终关注人才培养,关注民族素质的提高。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页。)1983年4月29日,他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又一次提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将此正式表述为“四有”,他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几个月后,他再次指出:“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邓小平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和要求,是他立足于国家长治久安所作的战略思考。正如他后来在南方谈话中所深刻总结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不仅是邓小平对人民群众和青年一代的要求和希望,他也要求老同志、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人员首先做到“四有”,并肩负起教育引导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责任。他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每个党员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要以身作则。他强调,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要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着眼于培养“四有”新人、提高社会全体成员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期党确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文化具有以文化人的功能,也应当承担起以文化人的责任。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新人,既是应有之义,又是根本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愈加激烈。而这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首先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靠理想和纪律把人民团结起来,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人民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际行动。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社会全体成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培养和展现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创造者。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毫无疑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一代一代“四有”新人在中华大地上茁壮成长,将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

五、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植根群众火热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源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和人民奋进的号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也吸收着世界优秀文明的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象征,并为世界所瞩目。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的状况,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他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邓小平还特别讲道,振兴中华民族,一定“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邓小平把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促进中国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

当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文化建设进行新的战略思考。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他还强调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212页。)邓小平还严厉批评了一些人对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和火热生活缺少热情,却热心于写阴暗面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严厉批评了“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关于文化工作必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当代群众火热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是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必须认真把握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在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建设美好家园的征途上,不断培育和弘扬了爱国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友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中华民族精神正是通过文化的载体,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继承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规矩规范,作为我们今天开展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

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与时俱进的。当今时代,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亿万人民火热的生活、奋进的精神,为文化工作提供了丰沛的力量源泉。文化工作者应当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母亲,把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当作自己的艺术生命,满腔热情地深入群众生活,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民生活的艺术再现。文化工作者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走进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把艺术才华的增长和艺术表现能力的提高深深植根于生活、植根于社会、植根于人民,才能获取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不断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内涵极为深刻,涵盖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根本任务、方针政策、人才保障等方方面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是新时期指引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和行动指南。文化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们要紧紧抓住机遇,继续深化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谱写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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