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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大力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时间:2020-01-26 16:01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内涵极为深刻,涵盖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根本任务、方针政策、人才保障等方方面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是新时期指引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和行动指南,对于大力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是屡经大难而不断兴盛的民族。在20世纪,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有三大历史伟人。第一个是孙中山。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辛亥革命打开的进步闸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史揭开了新篇章。第二个是毛泽东。他领导建立新中国,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始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三个就是邓小平。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高目标——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迈进。

〔关键词〕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结果。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奠定了最直接的历史基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就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号召全党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一、开辟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发展方向的历史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起的庄严历史责任。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进程中,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对于深刻把握新时期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抉择。邓小平庄严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后,他指出: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党的十三大将这条道路(党的十六大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实践成果。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的正确道路。

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本

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高度概括。它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个道路的灵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他方面都是为了实现它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也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极大凝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邓小平首先以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旗帜鲜明地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了赋予它以科学称谓外,至少还有三大特殊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于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提出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两个文明建设”的思想。由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上了党和政府新时期工作的重要日程。

率先提出并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灵魂——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思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全面展开;对外开放也由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城市而不断扩大。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在国门打开的情况下,在吸收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如何有力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念、舆论环境、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成为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有两手;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甚至社会也会变质。邓小平还对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克服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努力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强调要把教育认真抓起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在这个重大关头,邓小平希望全党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他鲜明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他要求全党认真解决这个问题。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首要转折。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9页。)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坚定不移,义无反顾。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的思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从根本上突出了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认识基础。邓小平这一思想也为我们党把文化建设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全局的高度,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增强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四项基本原则明确了走什么路,实行什么制度,谁是领导力量,用什么思想作理论指导等根本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魂

关于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多次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强调改革既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

正是在上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7年7月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党的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作了科学概括。此后,邓小平一直坚持认为这个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以异常鲜明的态度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邓小平针对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多月来的形势,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在谈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邓小平还特别要求思想理论战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思想理论界、文化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有所出现。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指出:“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邓小平对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出现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和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腐蚀青年的状况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为开启改革开放闸门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披荆斩棘的三大决策

从邓小平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情况下,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引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前进方向。今天,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新的实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本质要求。

事非经过不知难。30多年前,开辟这条道路非常不易。不是邓小平以他的声望、智慧和胆略挺身而出,破除重重阻力,我们国家的进步发展绝不可能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和水平。邓小平的三大决策起了开创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才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指针和强大力量。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文化建设,绝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确保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一大决策: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是破除“两个凡是”,而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邓小平。打响破除“两个凡是”第一枪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报刊发表后,1977年5月,邓小平接连发表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为当代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第二大决策: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还在包产到户等被视为“异端”时,邓小平就支持这样的“异端”。在中央肯定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农村改革有了显著成效后,他主张“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他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神州大地在改革浴火中获得新生。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进一步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方向的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引导文艺、科学等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来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的错误,“双百”方针没能得到贯彻执行,文化工作遭受重大挫折。

第三大决策: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他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并于1984年春到深圳等地考察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搞了七八年,有很大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此后,海南全岛辟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辟为开发区;同时开放沿海14个大中城市和长、珠、闽三角地区。1992年南方谈话后,新一轮开放浪潮以迅猛之势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形成全方位格局。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世界。到2012年底,我国的外贸总额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贸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出现新的转机,文化建设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在1979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在祝词中邓小平还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209页。)“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坚持下去,规划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在改革开放头十年间,邓小平在各种会议、各个场合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明确指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3页。)又说:“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党要求安定团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举措产生的疑虑,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不会改变的。同时,邓小平还批驳了那种把贯彻“双百”方针同维护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指出:“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6页。)“双百”方针要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页。)。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据此,党的十三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10月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这个目标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不仅规划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总体要求,而且对这个“八字”内涵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实现“八字”目标作了巨大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我们党长期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适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

1.关于“富强”。邓小平拨乱反正,首先为社会主义正名。他指出:“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这个正名,“使国家富强”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要义。他还提出具体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后来对其时限作了调整,但并没有放弃,最终要达到这个目标。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方向。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着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建设要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全国各族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传播正能量,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2.关于“民主”。邓小平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的新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通向这条道路的正确途径。文化繁荣发展需要更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人民群众渴望更加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只有大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健康向上、宽松和谐的浓厚氛围,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充分讨论,鼓励各种体裁、题材、风格、形式、手段自由发展,坚持对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尊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园地才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3.关于“文明”。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三大将“文明”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八字目标里,“富强”主要表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诉求,“文明”则主要指精神文明建设。此后,尽管“文明”的内涵扩展了,但以它作为精神文明的主要指代一直没有改变。

四、坚持培育“四有”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基

4.关于“和谐”。它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尽管与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和谐”理论的形成离不开邓小平。从总的方面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正是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和谐”便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提了出来。

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始终关注人才培养,关注民族素质的提高。

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页。)1983年4月29日,他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又一次提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将此正式表述为“四有”,他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几个月后,他再次指出:“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邓小平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和要求,是他立足于国家长治久安所作的战略思考。正如他后来在南方谈话中所深刻总结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不仅是邓小平对人民群众和青年一代的要求和希望,他也要求老同志、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人员首先做到“四有”,并肩负起教育引导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责任。他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每个党员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要以身作则。他强调,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要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着眼于培养“四有”新人、提高社会全体成员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期党确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中华民族是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取得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化具有以文化人的功能,也应当承担起以文化人的责任。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新人,既是应有之义,又是根本保障。

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概括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其明确为“邓小平理论”。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对这个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它说明三大创新理论,既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前后相连、彼此接力的统一体,并且是对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愈加激烈。而这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首先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靠理想和纪律把人民团结起来,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人民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际行动。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社会全体成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培养和展现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就邓小平理论而言,它首先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而创立的,同时又奠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创造者。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毫无疑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一代一代“四有”新人在中华大地上茁壮成长,将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

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五、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植根群众火热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源

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理直气壮地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道路。此后相当长时间,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和实践,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和人民奋进的号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也吸收着世界优秀文明的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象征,并为世界所瞩目。

BOB电竞官网,怎样解读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即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是什么?就宏观言,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在根本思路上,都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倡导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二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尽管两者间有相异的一面,但就相同面而言,两者都强调中国特色,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追求创新发展。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从理论渊源上讲,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来自毛泽东思想。当然,后者对前者赋予了时代新意,注入了新内涵,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两者的继承性。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的状况,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他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邓小平还特别讲道,振兴中华民族,一定“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邓小平把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促进中国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

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当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文化建设进行新的战略思考。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他还强调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212页。)邓小平还严厉批评了一些人对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和火热生活缺少热情,却热心于写阴暗面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严厉批评了“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关于文化工作必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当代群众火热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是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必须认真把握的。

这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体现得非常突出。南方谈话首先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大成,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长期思索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异常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发表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经济发展要靠科学,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关于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等等。在20多年前这些观点发表之际,震惊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国。正是这样的许多新观点,说明邓小平思想理论有了重大新发展。讲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这篇讲话带有整体标志性。据此,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对邓小平理论作出这么高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罕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在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建设美好家园的征途上,不断培育和弘扬了爱国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友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中华民族精神正是通过文化的载体,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继承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规矩规范,作为我们今天开展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

这样,邓小平理论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出发,最后达到同毛泽东思想具有同样理论高度、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科学理论。

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与时俱进的。当今时代,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亿万人民火热的生活、奋进的精神,为文化工作提供了丰沛的力量源泉。文化工作者应当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母亲,把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当作自己的艺术生命,满腔热情地深入群众生活,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民生活的艺术再现。文化工作者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走进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把艺术才华的增长和艺术表现能力的提高深深植根于生活、植根于社会、植根于人民,才能获取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不断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内涵极为深刻,涵盖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根本任务、方针政策、人才保障等方方面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是新时期指引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和行动指南。文化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们要紧紧抓住机遇,继续深化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谱写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篇章。

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出发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头一个创新理论的,那么它自然肩负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认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本文作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缘起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原本是同一个理论。在十四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法同时并用。十五大提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后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说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那时的内涵是同质的、外延是等范围的。从十六大始,有了新的理论提升为指导思想,这两者就没再画等号了。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邓小平理论成为其本源理论,因而成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第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均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说,这三个创新理论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样,邓小平理论和后两个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这也说明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第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未来增量言,新增添的创新理论也将是对邓小平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它的各个创新理论,既然是对被历史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那么只要坚持这条道路不改变,未来的创新理论就将继续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尽管一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奋斗,但就中央主要领导人言,明确地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是从江泽民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开始的。邓小平在1990年讲过“振兴中华民族”,但没用上述概念。那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思想主要通过“振兴中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奋斗目标来表达。这种情况不影响对邓小平矢志不移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也不影响邓小平理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是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说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是因为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这个思想贯穿他的著作始终。例如,他说: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

——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对人民来说对不对。“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174页。)

——“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1992年1月至2月)

邓小平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变的论述有很多。仅此,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他多次讲到“政治交代”,这实际上是昭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交代。这些政治交代,属于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要这个指导思想不变,邓小平理论不仅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而且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也就不会改变。

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是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的。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地作了创新性的规范表述。一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二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有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即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性思想作了进一步概括。

邓小平在世时虽然没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邓小平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原生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捍卫和发展,以及要求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第三,如果不拘泥于文字,而从实质上讲,应当承认邓小平已提出这个概念。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胡锦涛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可以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简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当然不仅仅包括邓小平的思想,但首先是对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概括。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思想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坚定不移。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一条。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202页。)二是强调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过去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73页。)三是强调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218页。)因此,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321页。)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本文着重阐释邓小平关于上述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若干重要思想。对于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由于内容繁多,不作评介。

1.关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三点。一是他充分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他说:我们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符合中国实际。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20页。)二是他坚决反对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等强加给中国。他对美国友人说: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但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三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认为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都需要改革。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和法制。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包括“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359页。)

2.关于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邓小平对这三个基本政治制度有不少论述。

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行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形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为首任全国政协主席。他无论在领导政协工作期间,还是不担任政协领导后,都非常重视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特别应当强调以下四点:一是邓小平对这个称谓用得早。1987年6月,他说:“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二是他对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形式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和范围作了新的规定。“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8—159页。)它既包括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也包括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50页。)三是希望各民主党派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发挥特殊作用,即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以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帮助把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工作,特别是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好;以主人翁态度,“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四是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努力奋斗。

其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十分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他对于西藏的发展特别关注,向美国前总统卡特介绍说: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246页。)新时期以来,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不断向前推进。自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加大了对口支援力度。全国支援西藏,不少省市支援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使这些地区有了跨越式的进步,有的地区甚至提前20年达到未来的发展水平。

再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虽然将“基层群众自治”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加以明确始于党的十七大,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就在不断地宣传和实施。自十二大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对发展基层民主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广大群众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努力健全和完善起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他指出:“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谈到农村改革时,他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2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在80年代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还颁布了《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企业法》。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培养广大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将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律体系的任务早在80年代前期就已经提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讲过:我们好多年没有可遵循的法制,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法制。“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邓小平对建立法律体系工作非常重视,在南方谈话中还强调用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此后,立法工作加快进度。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法律体系总结和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和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始倡导者和推动者。

4.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是他首先倡导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是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首倡者。80年代中期,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特别是他从1979年始就在思索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谈论了10多次。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势必导致经济成分多元化,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他在1986年9月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有制作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要变,只会越变越好。因此,只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就必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四、规划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1981年2月,邓小平为英国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作序,在回首新中国发展的艰难历程时讲了一段实际上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话。他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段满怀深情的话,可视为对他人生道路的总结和对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期盼。

近代中国衰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不断求索民族复兴之路。邓小平16岁就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漂洋过海,旅欧勤工俭学,去探寻救国复兴的真理之光。他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拯救国家和人民的中国革命事业,成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他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奋斗在救国救民第一线,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不久,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已在着手规划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贯穿在他规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个步骤之中,同时还专门描绘了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那么真正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则是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他规划的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几经调整变化,愈益符合实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

邓小平对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的思考,最初承续毛泽东的战略构想。1977年他复出工作后,频频外出访问,亲眼目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有了清醒认识,对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作了重新考虑。1979年10月,他说:关于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随后,他会见外宾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1984年3月,他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对于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由实现走在世界前列的“四个现代化”,到只达到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的“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大调整。它既考虑到国家基础弱、底子薄的实际状况,也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两步走”的最初设想,是到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在调整20世纪末奋斗目标时,也在思考21世纪的奋斗目标,即怎样从“中国式的现代化”达到与发达国家同样标准的现代化。十二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417页。)十二大将这个思想的前20年奋斗目标写进政治报告,就是20年翻两番,即从1981年算起到20世纪末分两步走,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快速发展。

邓小平解释翻两番说: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页。)这里讲的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邓小平设想的在21世纪实现的宏伟战略。他解释这个目标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143页。)

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定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说他是实事求是派,这也反映在他不断调整的战略目标上。1987年3月前,他认为21世纪中叶,能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从1987年3月始,他降低这个战略目标,指出:我们“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对未来的战略目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与当时正在准备的十三大报告有关。十三大报告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根据。对国情的重新思考,使邓小平不能不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作调整。十三大概括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此后,这个“三步走”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定型。

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从而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线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细化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将小康社会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提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长期以来“五位一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从世界发展的大势大局出发,习近平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努力。

邓小平规划的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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