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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

时间:2020-01-26 16:01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学家石仲泉根据多年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考察,详细还原了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的历史过程。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通道会议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当年3月的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守敌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相抗争,但他仍旧未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并找来朱德,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三人共同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消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凸显无遗。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经过这些年的党史现场考察与史料考索,在我看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黎平会议

首先是“势”。红军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BOB电竞官网,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事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事的根本。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开会,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

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基调。张闻天作的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摆到桌面上来了。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扎西会议

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

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

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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