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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家的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藏玺埏首

时间:2020-01-19 05:44

中国古代丧葬礼制青年学者研讨会于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召开,来自全国9个省、直辖市及台湾地区的高校、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的21名学者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张闻捷主持,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毛蕾教授致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会议。 围绕“中国古代丧葬礼制”这一主题,研讨会共分六场,每场由三到四名学者分别进行20至30分钟的研究成果陈述,每场结 束后安排本场演讲学者与参会人员进行互动研讨。图片 1主持人张闻捷致辞 第一场 武汉大学的何晓琳介绍了安徽省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商代墓葬,该遗址发掘了7座单棺商代墓葬,有独立的埋葬台墩,与同时期的居址分离,该墓葬的葬俗、葬式、随葬品等,与同时期中原商代墓葬相同或相近,独木棺葬具可能体现了当地的水路交通工具。台家寺遗址作为淮河流域等级最高的遗址,其营建有较强的整体规划性,中心聚落和次级聚落之间、遗址内部不同功能的台墩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划方案。图片 2何晓琳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的曹斌作了有关“西周国家的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报告。曹斌指出,武王克商后,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周式陶器组合在各地的出现可以明显洞察商周之变。成康时期在代表上层的铜器方面已有诸多的创新,周公的变革重在“变”和“创新”,以期摆脱商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为恭懿时期的礼制变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恭王的礼制变革在周公第一次礼制改革的基础上,有创新但重在对周礼的“规范”,从而形成一套成体系的礼乐文化制度,也使得这场礼制变革可以从上至下施行,并在国家范围内形成周文化一统的格局,使得西周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也就是西周社会转型。图片 3三门峡虢国墓地列鼎列簋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的田伟全面搜集了商周带流鼎的资料,系统梳理了这类青铜器的类型,并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认为带流鼎应正名为匜鼎,其滥觞于商末、西周时期,流行于春秋,在战国走向衰落。田伟还对出土匜鼎墓葬的相关考古背景做了研究,讨论了与匜鼎相关的器物组合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这类器物的功用及礼仪用途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匜鼎的使用者主要是高等级贵族,其功用因时因地而异,在一定时间、区域内可用作温热大羹,属于食器;在另外的背景下,则用作盥洗,属水器;有些匜鼎可能兼做食器与水器。要想彻底搞清楚匜鼎的功用等问题,还需待考古资料更加丰富时再做讨论。图片 4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匜鼎 第二场 中国社会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着重于商周都邑的车马埋葬研究,综合考量了晚商时期殷墟遗址群和西周早期周原、丰镐、洛邑三处都邑性遗址的车马埋葬,从墓内殉车身份等级、殉车的方式、车马坑的设置、殉马、墓葬随葬的车马器及其种类、车马埋葬墓主的性别差异等方面作了讨论。在总结晚商时期车马埋葬的特点之后,综合对比了周初三处都邑性遗址的车马埋葬情况,他认为周初殷遗民在不同都邑内是否可以有车马埋葬,是完全不同的。部分殷遗民虽能坚持自身传统习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周人的车马文化;周人的高级贵族,也在以商文化的车马埋葬传统的基础上,增益构建着自身的车马埋葬文化。周初广义的周系、商系民族的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相互交融,在西周中期之后,周系车马葬仪最终确立与普及使用。图片 5殷墟大司空M226车马坑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博认为马不仅是东周祭祀用牲的重要组成,还可能成为深入认识祭祀活动的重要视角,他从郑韩故城中行遗址马坑研究出发,探究东周时期的马牲与祭祀。中行遗址马坑及马匹情况与文献记载的祭祀活动以及同时期祭祀遗址常见的用牲情况都存在差异,说明它们并非祭祀遗存,中行马匹可能是一群由公室饲养的为丧葬、祭祀、朝觐、会同等礼仪活动提供马匹的种马群。而马匹的埋放方式与马坑的空间分布则又暗示可能是在某种紧急情况之下,该马群在短时间内被处死埋葬。处置该群马匹的地点必然不是随意选择,而应是郑国重要的礼仪活动场所,但是否是社稷,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回答。图片 6郑韩故城中行遗址马坑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的燕生东介绍了山东地区春秋时期诸国墓葬形制与用鼎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春秋时期今山东及相邻地区存在着姬姓、姜姓、姒姓、妊姓、子姓等邦国,诸姓邦国来源复杂,有来自周王朝陆续东封姬姓王室诸子弟、诸功臣谋士、姻亲贵族及先圣王之后裔。春秋时期山东及相邻地区诸邦国贵族墓葬形制及用鼎制度大体可分为九种情况:一是姬姓和姜姓邦国,二是像妊姓薛国,三是像长清的嬴姓邿国,四是像郯城的嬴姓郯国、妘姓鄅,五是像峄城的二疏城墓葬,六是像山亭的曹姓小邾国,七是鲁东南地区的己姓莒国等,八是像胶东海阳嘴子前,九是像宋国国君嫁来的枈国夫人墓葬,分别反映了不同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图片 7山东山亭曹姓小邾国随葬列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寅介绍了东周西戎文化葬俗研究的成果。依据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葬俗特征,张寅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个类型: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关中类型和寨头河类型。通过对各类型之间的比较,认定东周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应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一来源于北方草原文化,其一来源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这两种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图片 8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16金大角羊形车饰图片 9常怀颖、陈博、燕生东、张寅讨论 第三场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付建在“服以旌礼”的观念下探讨秦始皇帝陵9901坑4号俑性质,在《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书中的各种礼仪场所,各类人身着不同的服饰,其身份地位以及在礼仪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在“服以旌礼”的先秦时代,服饰可以影响一个诸侯国的政治事件。从领颈、肩部与腋下的连接部、背缝部、黑带来分析,4号俑穿的是皮质类软衣服,而不是铠甲,为一类特殊的吉服。4号俑的性质为《周礼•夏官•方相氏》中的方相氏,而该俑对9901的性质都有着明显的指示性作用,可能展示9901坑的场面正是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中“方相秉钺,巫觋操茢”的场景。图片 10秦始皇帝陵9901坑4号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耿庆刚介绍了咸阳原三座秦陵墓主研究简史。拥有独立陵园名是战国“独立陵园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首先从“惠文王葬公陵”、“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的陵名着手,结合《汉书》“永陵亭部”、“寿陵亭部”等记载,确认孝文王寿陵在咸阳原上,通过司家庄秦王陵与西汉后四陵之间距离测定、永陵亭部也即永陵所在、亭部即亭所辖范围,判断永陵为“周王陵”和司家庄秦陵二者之一;然后,根据司家庄秦陵园陪葬墓、建筑基址出土器物、板瓦戳印文字年代等判定该陵主为秦武王;另外严家沟秦陵、“周王陵”分别为惠文王公陵、孝文王寿陵。图片 11陪葬墓附属车马坑出土铜车軎及「公」字铭文拓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朱磊介绍了有关“先秦两汉墓道使用与墓葬等级之关系考”的研究成果,墓道数量与墓葬等级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正比关系,故而墓道数量问题应该并不在丧葬礼制所考察的范围之内,因此亦不能简单地通过墓道数量的多少来判断墓葬等级的高低。朱磊认为,墓道在丧葬礼制方面的意义很可能体现在主墓道的规模上,并推测多墓道的出现可能和古代祭祀有关。由于祭祀对象的不同,或可导致其所使用的墓道数量、长短也各不相同。通过不同的墓道形式从而配合不同的祭祀仪式,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形式墓道的墓葬。图片 12曹操高陵墓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周立刚对中原地区三个东周到汉代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样品进行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东周时期的居民主要以粟为主食,底层城市居民开始大量食用小麦;汉代居民主食中小麦所占比重显著增加,肉食消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小麦在东周时期才开始影响人们的饮食结构,并且这一影响体现在底层城市居民中,这可能与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关。在这一时期内,不同社会阶层的饮食差别体现在主食而不是食肉水平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东周到汉代饮食结构变化既反映了特殊社会环境下的适应性策略,同时也包含有主动、积极的因素。从东周肇始的社会变革对普通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对历史时期骨骼遗存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意义。图片 13东周与汉代居民碳氮同位素比值分布图图片 14付建、耿庆刚、朱磊、周立刚讨论 第四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周繁文对丧归之礼和丧归之制进行研究,首先综合文献记载考察丧归物品名实,除了常规性的私人赗赙以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私人赗赙行为或拒绝赗赙的行为,这背后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因素。其次是从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中简二八二至简二八九出发,综合文献记载,对国家法赙制度进行考察,发现国家针对不同身份等级的臣民有相应的赗赙规格,法赙的种类与职位有关,规格则与爵位相关。最后分析了丧归礼制的社会、政治和仪式功能。图片 15周繁文发言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的游逸飞介绍了秦汉随葬律令简习俗的兴衰。他认为秦至汉初墓葬所见的律令与奏谳文书,具有反映墓主官吏身份的功能,随着西汉中期官吏任用资格向平民开放,随葬法律简不再象征官吏身份,此葬俗遂告衰歇。西汉中期以后,汉墓随葬阀阅、上计文书,是官吏为了彰显身份,寻找法律简替代品的尝试。惟随着砖室墓的狂潮席卷整个汉朝疆域,画像石成为更直观、更有效地象征墓主官吏身份、知识背景的标识,随葬简牍的葬俗遂于东汉时期基本消失。甘肃汉墓随葬王杖诏令虽具有反映墓主身分的功能,但其反映的是特权,而非官吏身份或律令知识,不可一概而论。图片 16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棺內随葬竹简平面图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田天研究了西汉初年的“偶人简”,即专记随葬偶人的遣册,指出西汉初年偶人简发生了三点变化,第一、成为遣策中固定的组成部分;第二、在遣策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第三、对偶人的描述更为精细复杂。田天指出偶人简与“告地策”有密切联系,二者功能、性质相同,属于同类文献。西汉初年的偶人拥有明晰而具体的身份,与墓主一起被写入户口移徙文书,共同合法迁徙至地下。在这类随葬文本建构的世界中,死者在地下的生活,不只是简单的模拟,更是地上生活的延续。死亡被处理成一次移居。死者持有合法的文书,携带奴婢与财产所进入的地方,既非仙界、也非化外之地,而具有与地上世界相同的秩序与规范。图片 17田天发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煜对汉唐时期猪形玉石手握进行了研究,涉及到汉代葬玉制度的兴起与消亡、丧葬制度的形成和破坏、汉文化及世家大族的南迁及汉唐时期关于司命的信仰等历史、社会信息。认为在东汉中晚期以前,猪形玉石手握作为汉代葬玉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和制度规范,与玉石唅等葬玉组合一起出现于高等级墓葬中,主要发现于北方的陕西西安及广义的中原地区,特别是当时全国或地方的政治中心。东汉晚期以来,其逐渐成为一种全社会广泛流行的汉文化传统丧葬习俗,并在魏晋以来随着大量汉人的南迁以及汉民族文化重心的南移而主要流行于南方长江中下流域和两广地区。隋唐以来逐渐衰亡,仅在洛阳、西安以及广州地区有少量出土。根据其上的铭刻文字及相关文献考察,推测其与传统的司命信仰有关,在六朝以来被道教吸收并有一些新的发展,但其丧葬意义是一脉相承的。图片 18西安南郊山门口汉墓出土猪形玉石手握图片 19周繁文、田天、游逸飞、王煜讨论 第五场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一部的单月英通过对已发掘的20多座匈奴贵族甲字形墓葬进行全面考察,分析了匈奴贵族墓葬的等级、墓葬综合体内涵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匈奴不同等级的人群,在此基础上,对匈奴甲字形墓葬及埋葬礼仪的文化渊源进行了探讨。单月英认为这些甲字形墓葬及其附属的殉人墓和祭祀遗迹属于呼韩邪对汉称臣之后的匈奴高等贵族墓葬综合体,应对墓葬综合体进行全面考察,指出匈奴甲字形墓葬的长斜坡墓道、用棺椁的重数来区分死者社会地位的做法等应当是吸收和借鉴战国以来汉地贵族墓葬形制与葬制的结果;有些墓葬综合体北面的祭祀功用的石列应是对当地草原文化传统的继承;但匈奴甲字形墓葬的封丘形状与内部结构、墓穴结构、死者葬式、埋葬过程中的祭祀活动、殉人墓的葬俗及位置安排、墓葬两侧带土围子的圆形祭祀坑等都是匈奴特有的埋葬礼仪。特别指出目前尚不能认定这些甲字形墓葬是匈奴纳入汉朝贡纳体系之后新出现的墓葬形制,暂时亦不能把其作为对匈奴墓葬进行分期的依据。图片 20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耿朔“上考古的船,下历史的海”,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分析魏晋丧礼中国家对既终之称的规定和调整,探讨背后的政治考量。曹魏时期,帝后去世称为“崩”,称“薨”的主要是拥有王爵和公爵者,魏明诏书颁行后,“薨”的范围扩大到列侯,官僚阶层中无封爵者则称“卒”。封爵有无便充当了称“薨”和称“卒”的划分标准。西晋时期称“薨”或称“卒”间到底界线在哪尚不清楚,但可以认为“薨”的标准提高了,西晋朝廷进一步强化了有封爵者内仍存在的高低之分。东晋时似乎只有特别重要的政治人物,死后才能称“薨”。“薨”在东晋时期看来是更为隆重的礼遇。图片 21西晋徐美人墓志拓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阳用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型石刻如何进入南朝帝王陵墓、构成陵园核心以及其反映出的文化意义。南朝陵墓制度创于刘宋,沿革发展至萧梁,在梁武帝时期实现完全转向。南朝帝陵陵园以神道为中心对称布局,在强调秩序感的同时,营造出绝对的权威性和象征性。北朝帝陵在空间和视觉的表现上迥异于南朝,更接近东汉帝陵规制,似乎遵循着另一套理念。南北朝帝陵在地表部分的营建呈现出的差异,既与南北方关于华夏正统之争有关,还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邙山的汉晋陵是北魏陵取资和比照的重要对象,在缺乏视觉参照和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南朝帝陵则倾向于建立一套新的“传统”。图片 22梁文宗萧順之建陵石刻图片 23莫阳发言图片 24单月英、莫阳、耿朔讨论 第六场 南京博物院的左骏观察了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区出土的玉册,重新审视与构建南唐时期帝王级别丧葬所用玉册排序缀合与使用仪轨。位于祖堂山南麓的南唐陵区,因墓主等级较高,随葬品中原先标示高等级身份的有关玉制品,因历代盗掘破坏,考古发掘只有零星残留。作为南唐政权最高等级的陵区中所见残留玉器即是探究南唐、乃至五代时期地方政权玉作、玉器使用的重要材料。左骏以永陵和顺陵墓中出土的残玉册构件为研究对象,从玉作视角观察玉器质料选择与推测琢制流程;并结合以往相关考古发现、文献、传统图像艺术史学等材料,以此窥视五代十国时期南方重要割据政权南唐的玉作及丧葬玉礼器的使用状况。图片 25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区出土的钦陵玉册图片 26左骏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的刘未提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作为历史考古学研究,面对不同的材料和议题,当如何把握考古材料之间以及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关联?就宋代官员墓葬而言,刘未认为适当转换观察视角,兼顾等级制度与身份认同、官方许可与私人意愿等不同因素,将有助于发掘那些在聚类分析中容易被过滤掉的历史信息。宋代官员多为士人,兼具政治、文化身份,在墓葬的营建中既有对官方制度的回应,亦有私人理念的表达。墓葬材料所见山门阙角、墓仪石刻、碑额赐篆、石藏石门、志石铁券、神煞仪卫、昭穆次序、铭文复古等貌似纷繁复杂,难以统一的现象,可视为等级与身份两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图片 27宁波东钱湖南宋史氏家族墓图片 28刘未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丁雨就川贵渝地区宋代石室墓后壁壁饰进行了研究。他分别对川贵渝地区后壁壁饰的启门、墓主人等各类题材进行了归纳,并将这些题材与北方地区同类题材形态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墓葬整体来看,一些墓葬中后壁的仿木构题材在规格、内容等多个方面与其他壁面题材并不相称,表明同一墓葬中似乎糅合了不同的丧葬文化和习俗。在仿木构题材“南传”过程中,后壁壁饰得以保留、发展和变化,或可认为这一题材是整套砖雕题材的核心内容。此地的官民墓葬并未体现出有序的等级差别,结合宋代其他地区的墓葬情况,或可认为,地方丧葬传统在墓葬的形塑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图片 29四川广元河西公社宋墓后壁壁饰 在为期两天的六场会议中,青年学者们展示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考古新发现、新观点、新思考,并同与会师生积极互动。最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张闻捷对会议进行总结,并希望能够将此类小而专的青年学者研讨会继续下去,成为促进考古学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图片 30与会学者合影(作者: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系;游逸飞 中兴大学历史系;刘锴云 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以来,社会各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关注此事的学人仍有一些不解之惑,并主要集中于2号墓表现出的“多面性”或者说是“两面性”的问题,如墓葬规模是帝陵或是王陵?

高陵;安阳;薄葬;厚葬;墓葬

图片 31

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等

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以来,社会各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关注此事的学人仍有一些不解之惑,并主要集中于2号墓表现出的“多面性”或者说是“两面性”的问题,如墓葬规模是帝陵或是王陵?埋葬礼俗是厚葬或是薄葬?墓葬特征体现出的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略作解析。

安阳西高穴发现的“曹操墓”应为魏武帝高陵

“曹操墓”是今天大家的俗称,对应的是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2号墓。文献记载中曹操对自己的死后安排有《终令》和《遗令》两篇,《终令》中提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汉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曹丕在同年十月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晋书·礼志中》:“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这些文献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曹操的埋葬之地称谓是高陵,其中的差别是魏武王高陵和魏武帝高陵,魏武王时期的高陵从公元220年二月丁卯开始止于同年的十月,之后的称谓应该是魏武帝高陵。

既然埋葬地称作陵,就汉晋时期的陵寝制度而言,就不应是简单的一座墓,曹操高陵虽然号令薄葬,没有了高大的封土,对应的陵园面积不及一万平方米,但陵园墙内仍然规划了主墓两座,陵园西半部有若干陪葬墓。目前考古工作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文献记载的“祭殿”“石屋”等建筑遗存以及陪葬墓的特征相信也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在1、2号墓墓道的两侧存在对称的长方状、磬状的坑,发掘者初步认定为建筑墓葬时所用的支架坑。经观察,1号墓墓道两侧只有长方坑或方形坑,2号墓墓道两种坑并存,方形坑打破了磬状坑,这也是2号墓二次合葬的重要证据之一。

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的问题

在论证西高穴2号墓的级别时,出现了比较矛盾的现象,强调其墓葬高规格时,往往关注它与帝王身份相称的文献及考古证据,反之,“倒曹”的话语中,更加强调了“负向”的特征。那么,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笔者认为曹操高陵属于王制的级别,又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但主要是王制。

首先,之所以说它是王制是基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两方面的综合判断。《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曹操年轻时的理想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随着曹操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到了公元216年五月,汉献帝下诏“以魏公曹操功德极天际地,伊周莫及,宜进爵为王。献帝令钟繇草诏,册立曹操为魏王”,两年后,曹操作《终令》时,已经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誓言”抛到了脑后,开始憧憬“汉制亦谓之陪陵”的梦想。从公元218-220年两年时间预作寿陵的结果看,曹操的墓葬应当是按照王制来设定的。考古发掘表明,西高穴2号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这样的大小和洛阳已经发掘的魏明帝太和二年谥曰壮侯曹休墓的面积(墓室东西长15.6米,南北宽21.1米,深10.5米,含墓道在内上口总面积约550平方米)相比略大,与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面积(平面呈方形,南北长26.75米,东西宽20米,加上墓道长50米,宽4.5米,总面积为760平方米)大致相等,与已经调查的东汉帝王陵的墓室面积,如大汉冢的2278平方米又有大幅的差别。也就是说2号墓的规模大小,基本上是小于东汉帝陵(不含附葬性质的帝陵如冲帝怀陵、殇帝康陵),等同于东汉的诸侯王陵,大于侯或两千石级别的墓葬。

其次,之所以说它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是因为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王曹操在出行时已经比拟天子之仪,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在这种情况下,后人为曹操安排丧葬之际,随葬物品中埋入一些比拟帝陵葬制的物品,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圭和璧的使用,十二瓦鼎的随葬等等,都是如此。

曹操高陵究竟是厚葬或薄葬的问题

厚葬与薄葬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也是衡量一个时代风俗的风向标。纵观历史时期丧葬习俗的发展,两汉盛行厚葬的特征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习俗来源于“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导向,也是汉代先民重视祖先崇拜、血缘传承与行孝观念的重要表现,上升到陵寝制度层面的厚葬当时已经是维护国家政权礼仪秩序、维护君权权威的特殊政治表征,这就是《晋书·索琳传》所讲的“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当厚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或习惯的时候,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会利用手中的财富去竭力营建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曹操高陵也不例外,尽管他本人一贯强调薄葬,但铺满墓底的画像石以及用烧制的专用规格大砖堆砌的“四室两厅”墓室,绝不是一般官僚所能使用的葬制,它充满了王制的色彩和特征,自然也花费了不少民脂民膏,远非曹操“敛以时服”的纯粹薄葬思想所表现得那样简单。

之所以说曹操高陵是薄葬也是基于王制体现出的简化、明器化,甚至是虚拟化的表征之上。王制的简化表现为陵园的狭小,不封不树,利用旧的石祠堂构件加工成为墓底垫石,随葬的圭璧都是石质,瓦鼎很小且粗糙等等;明器化表现为一般汉墓所见的随葬品如陶壶、陶灶、陶碗、陶勺等等;虚拟化的表现为“石牌”上的题刻文字,如“亿巳钱五万”“白缣画卤薄”,基本等同于今天送葬死者开出的“大额存单”和“纸货”,薄葬之意不言自明。

因此,薄葬和厚葬存在一个相对的判断标准,曹操作为魏王的身份下葬,自然有一个与当时现实生活相符的“政治尺度”,用今天“物质化”的眼光去看待2号墓的厚与薄,难免会失之偏颇。如果综合当时的情况来作出总的判断,曹操高陵薄葬之特点无疑是非常突出的。

曹操高陵体现出的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问题

《后汉书·礼仪志》里明确记载东汉时期皇帝死后的一系列丧葬礼制,涉及到墓圹、棺椁、随葬品等内容,主要有“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硅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据此,有人认为曹操高陵没有发现黄肠题凑,也没有玉衣和东园秘器,甚至提到曹操高陵没有使用东汉王陵的回廊葬制、却使用了北朝时期流行的四角攒尖墓葬形制,随葬品中的一些器物如多子槅、瓷器等都是东汉之后的文化特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曹操高陵的文化性质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

曹操高陵从年代上讲有唯一性。它显示的时代信息就是公元220年曹操下葬,公元230年卞氏合葬,那么,二号墓的年代自然就跨越了东汉曹魏两个朝代,里边的随葬品应当可以分成两组,年代上有十年的差别(不过,陶器十年的差别很难判断)。毫无疑问,出土器物中绝大部分是带有汉代文化特征的,如陶瓷器中的灶、耳杯、盘、案、壶、鼎、甑、罐、盆、熏炉、尊、厕、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铁器中的铠甲、剑、镞、削等兵器和镜、帐构架等,铜器中的鎏金盖弓帽、伞帽、铃、带钩、环、钗、带扣、印符等,骨器中的残骨尺、簪等。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陶质圆形多子槅,以前学界认为是魏晋文化较晚时期的东西,这次在曹操高陵的出土揭示了当时已出现这一新的文化随葬因素。

至于曹操高陵的墓葬形制,四角攒尖墓顶的形制可以追溯到东汉中晚期的一些墓葬当中,它没有使用回廊葬制和“黄肠题凑”,一方面是薄葬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的葬制也在发生变化,前后两室、三室为主线的墓室成为常态,尤其是陵寝外藏系统的衰落与东汉诸侯王墓墓葬形制的变化关系密切,这是两汉400余年王陵制度演进的结果。此外,曹操高陵的陵园建设跨越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地表的建筑先有汉家陵寝、后有文帝黄初三年的毁坏殿屋,再有太和四年卞氏合葬,短短的十余年却经历了汉代陵寝厚葬文化向魏晋薄葬文化演进的关键时期。因此,曹操高陵的埋葬代表的是汉文化之延续,但同时又预示了魏晋时期新文化的来临。

总之,曹操高陵的发掘及研究,不但展示了其陵寝文化的“多面性”,也给今后的陵墓研究及遗产保护提出了重要课题,如古代“事死如事生”的基本含义和层次、厚葬与薄葬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演变特征和阶段性等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于研究古代陵寝制度及相关文化问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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