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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翼政坛的历史源点,西方多个国家政党和社会对西方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传入尽心尽力

时间:2020-03-25 09:02

进入21世纪,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此次危机影响还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西方多国政党政治“碎片化”以及民粹主义等思潮持续泛滥,世界范围内左翼政党的政治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非洲政党政治的结构与左翼政治力量的融入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民主化大潮席卷非洲,非洲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非洲政党政治进入了快速变化时期。可是冷战结束后,非洲多国卷入西方的民主化大潮,政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多,西方政党政治格局形成,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移植到非洲大陆。但是,只要非洲左翼政党积极适应新的形势,努力实现向团结政党、廉洁政党、现代政党和开放政党的转型,就能成为引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锋队和排头兵。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开。在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在努力争取,发展中社会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西方化的迹象;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本身,则处于新一轮危机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现如何,民主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客观条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

进入21世纪,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此次危机影响还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西方多国政党政治“碎片化”以及民粹主义等思潮持续泛滥,世界范围内左翼政党的政治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伴随着全球性的生态挑战、地区之间冲突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非洲大陆面对的考验更为严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看,非洲的左翼政党的各项行动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更为广泛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非洲问题,对于未来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自身发展,更有助于深化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的认识。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初着述,称当时的民主化为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不去讨论民主化的品质,人们也可以说,在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在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非洲左翼政党的历史起源

首要的因素当是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领域,西方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单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扩散到非西方。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不遗余力,今天不管富国还是穷国,与民主有关的政治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要争取的权利。

以现代政党的诞生计算,1860年位于西非地区的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就诞生了,并创下连续执政的纪录。在今天的非洲,政党数量多如牛毛,一国中存在十几个政党屡见不鲜,2002年,刚果共和国在议会选举中注册的政党就有100个之多。同年,肯尼亚注册的政党则多达40个,其他国家甚至有多达200个政党。

其次,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进步,更使得社会的政治参与具有实质性意义。媒体的进步始终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条件,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体化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自己掌握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记者、评论员和政治人物等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非洲的一些国家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派执政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例如,1974—1991年,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执政;1975—1990年,贝宁人民革命党执政;1975—1992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执政;1969—1991年,刚果劳动党执政;1975—1990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执政;1969—1991年,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执政。据不完全统计,比较典型的非洲左翼政党曾经获得执政地位或者正在执政的不下12个,它们构成了非洲左翼政党的主体。

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看,现在所有的民主化过程不仅是一国国内的政治过程,而已演变成国际过程。西方世界的干预已经成为现实。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政治主权,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隔离西方影响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对派的社会,西方的干预更是顺畅。在有反对派的地方,西方干预的动力不仅来自西方,更来自内部社会力量的需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非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社会力量,“邀请”西方来干预本国政治。

非洲左翼政党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中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歌猛进,苏联加紧向非洲输出非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向南非、塞舌尔、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的执政党提供赞助。这些帮助在非洲政党的发展中植入了“红色基因”,非洲的反帝反殖运动风生水起,非洲左翼政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欧美国家的政党制度不符合非洲现实,苏联东欧的政党制度相反却有现实意义。于是,一党制首先在最先独立的西非国家确立,而后迅猛扩张。就连宪法规定应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也基本实行了实际上的一党制。据统计,到60年代中期,全非洲36个国家有25国实行一党制,占比高达70%。左翼政党的发展各不相同,但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声音,它们都对非洲的发展作出有目共睹的不同贡献。南非、博茨瓦纳、塞舌尔、津巴布韦,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以其突出政绩奠定了长期的执政地位。

这些因素也对现存西方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挑战。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有自我纠正机制。西方民主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的时间并不长。大众民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对称。西方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明白的不对称问题,有待观察。

非洲政党政治的结构与左翼政治力量的融入

民主产生在西方,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西方有条件促成民主的进步和转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会,往往是激进式的“大众民主”,因此弊端越来越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难找得到运作良好的民主。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当地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难运作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民主化大潮席卷非洲,非洲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非洲政党政治进入了快速变化时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洲的所有政党在协调各种政治势力取得国家最高权力问题上,承认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就奉行政治平等参与、自由竞争等政治理念达成基本共识。经过长时间的不断学习和自我调整,非洲大陆上的不同政党最终接受现代政治民主理念,在和平的政党政治框架内活动。现在,非洲的政党政治主要表现为三种框架和三个特点。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今天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一党独大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始终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掌握国家权力,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稳定控制议会多数席位。例如南非、坦桑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乍得、博茨瓦纳、塞舌尔等国家属于这一类,这些国家的总数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3。

“一人一票”变“一元一票”

在“一党独大型”的非洲国家中,执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大多形成比较紧密的联系。执政党不仅能够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而且能够决定重要的人事任命。在权力的架构上,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往往指引着国民议会,执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有力,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有权威的领导核心人物。例如,2018年2月,“非国大”基于对南非经济稳定性和对国民负责的考量,决定“召回”总统祖马。这种紧密型的党权关系还表现在执政党往往能够制定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在执政党与国民议会的关系上,执政党的党员在国民议会组成中占有突出优势,能够决定国民议会的走向。例如,厄立特里亚基本上是党国一体,奉行“党统领一切”的执政理念,执政党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的全体中央委员有75人,全部成为国民议会成员,占国民议会议员的一半。但在“一党独大型”的国家中,党权关系并不都是十分紧密的,例如乌干达、加蓬、喀麦隆、乍得、赤道几内亚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一党对国家权力的占有和支配也是有限的,出于国情的特殊原因,这些国家一党执政过程中对于权力的把控态势不是十分的稳固。

寻找这样一种替代民主形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塑造精英共识。西方在精英政治阶段,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识政治。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从君主贵族政治变化而来。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君主贵族,英国最为典型。君主制下产生的多党政治,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使是选举权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在既定的规则之上玩政治,政治稳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间的共识,也使得反对党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其意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往往具有建设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着各党在承认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的政策进行争论,轮流执政。

势均力敌型。这类国家由两大政党平分秋色,或者三大政党三足鼎立。由于政党各自实力对比相当,在选举中互有得失,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政权在不同政党间的两轮、三轮甚至四轮以上的和平轮替。还有一些国家则实行朝野共治。这种类型的国家数量不多,主要有加纳、佛得角、塞拉利昂、毛里求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状态,有的紧密,有的松散,有的介于二者之间。其中,毛里求斯的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呈现松散型状态,加纳、塞拉利昂属于中间型。在松散型的状态中,执政党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国家治理大政方针政策,制定的竞选纲领也往往对国家发展不具有硬约束力,政党的活动主要围绕选举进行,选举结束后政党活动相对沉寂。瑞典学者林德伯格曾说,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民主行为的制度激励因素”和选举过程中的“自我巩固力量明显”。

但现在社会是大众民主,民主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民主时代,选票只是工具,让老百姓选择各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党由精英组成,精英群体先选拔好自己的人选,再让老百姓认可一下。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本身成为了目的。精英的选拔过程不再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可以成为政治人物,得票越多者越是精英。因为选票变得如此重要,金钱也就重要起来,因为金钱投入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得票的多少。“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一元一票”。精英共识既不再重要,也没有了生存空间,政治恶斗就变得不可避免,多党制演变成了基于金钱和选票之上的政治恶斗。传统上的共识政治,也就自然演变成为了现代的“互相否决”政治。

碎片化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政党数量众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在全国选举中赢得过半票数而单独组建政府,政党力量格局呈碎片化状态。为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不得不有两个以上政党结成政治联盟,结盟各党根据事先约定进行利益分割,分配议会席位和政府职位。这种“碎片化型”国家数量较多,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1/3 以上,中部和西部非洲尤为集中。如刚果当前政党数量竟然多达230多个,在 2011 年的国民议会500个议席中,最大政党——争取重建与民主人民党仅获得62席,该党被迫与众多小党结盟勉强维持在议会的简单多数。卡比拉总统2014年组建的民族团结政府中,有40多名成员来自十多个政党。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政党与国家关系有的呈现为紧密型,有的是松散型。

西方是这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更糟糕。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把民主简单地理解成为多党政治。在西方,诚如美国史学家摩尔所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变成了“没有反对党,便没有民主”。在西方,早期民主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的分权游戏,资产阶级用财富的力量驯服了君主贵族的政治力量。在发展中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成长起来,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中产阶层非常小,甚至不存在,民主往往变成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争斗,通过争斗来争夺有限的财富。

南非、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执政党在国家独立前都从事和领导过武装斗争,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范畴,这些政党的建党思想基本上倾向于列宁主义、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旦掌权后,它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紧密。相比之下,在多党民主风潮开始后建立起来的政党,除个别政党外,大都与国家权力保持较大的距离。从政党的建党思想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左翼政党主张控制和指导政权,因而与国家权力一般保持紧密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旦反对党产生,其唯一的目标就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不再是精英民主中的君子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小人政治。西方的职业政治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反对者。国家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制度的进步,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建树,只有解构。民主政治往往使得这些社会的政治秩序面临严重挑战,甚至流于无政府状态。

非洲左翼政党政治仍需进一步“独立自主”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替代民主形式就是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民主功能,又可避免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形式。从世界各国一些政治经验来看,替代民主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从现实性来看,非洲政党曾经长期致力于唤醒民众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20世纪60年代,非洲政党开始肩负起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独立和反对西方干涉的任务。可是冷战结束后,非洲多国卷入西方的民主化大潮,政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多,西方政党政治格局形成,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移植到非洲大陆。

可以把西方多党制看成是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利益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替代政治形式则相反,是内部多元主义,它不容许不同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政党,但可以设计一套制度体系,把多元利益纳入其中,通过内部协调来维护和增进不同的多元利益。外部多元主义政治的开放性,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来体现,各政党也往往体现为排他性;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表现为这个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

从历史上看,在非洲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撕裂与团结始终是非洲政治进程的主要议题。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多国被殖民宗主国刻意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干涉。宗主国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以“搬走”非洲优秀知识分子为重要手段,利用西方价值观、知识传授再造了他们,逐渐催生非洲知识、政治、文化精英与大众的现实对立。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西方列强仍然延续该方法,直到现在,曾经的宗主国们仍然利用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手段,不断对这些国家实施政治撕裂与干涉的再生产。由此引发非洲大陆上的政党恶斗、军事冲突、种族仇杀等问题,持续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反过来,西方国家又以人道主义、人权高于主权等政治理念为借口,不断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事实上攫取了一些非洲政党的主导权力。这些非洲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依然服从于曾经的宗主国,在经济上也被私有化浪潮影响,许多国有资本被迫退出经济领域,政党对国家的控制力进一步衰弱。

在经验层面,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一党独大制度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1929年上台执政,直至2000年下台,但2012年又重新执政。日本的自由民主党1955年成立至今长期执政(只在1993年到1994年、2009年到2012年间失去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的执政党。这些都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尽管反对党存在,但在政治生活中不能起到类似西方那样的作用。

1963年2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经过近40年的发展,2002年7月,非统正式发展成为非盟。非盟成立时,囊括了当时非洲的55个国家。非盟成立标志着非洲作为整体登上了世界舞台,开始参与世界历史的创造。2013年4月,非洲35国成立了政党理事会,非洲国家开始尝试摆脱西方控制,谋求外交战略多元化,为自身发展赢得更有利的国际空间。

开放社会才能代表多元利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洲左翼政党要想在新时代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必须多措并举。其一,非洲左翼政党应该根据时代变化,立足自身实际,走出一条符合非洲各国实际的道路,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其二,非洲左翼政党应该努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凝聚共识,打造更加团结的政党。政党的团结是政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团结就是出路,团结就是力量。其三,非洲政党应该加强理论自信。非洲的左翼政党鲜有理论共识,它们甚至根本不曾尝试构建保持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这就使得这些左翼政党的组织结构面临不稳定和解散的高风险。其四,非洲左翼政党应该完善制度化建设。经济发展是非洲人民的共识,但利益分配却常常成为矛盾的焦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快建设制度化协商方式并通过不断学习增强共识。其五,加快国家权力的反腐败体系建设。腐败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公敌,非洲的执政党应该加快反腐败立法建设,提高公共体系的透明度,加大惩罚力度,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执政党。

开放的一党制基本上从传统共产主义的一党制演变而来。中国是一党制,但越来越呈现开放特征,即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党派,但它们不是反对党,自身不是独立的政治过程,无法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它们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所设定的政治过程,才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越南也是一党制国家,但党内政治也呈现出开放趋势。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东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的非洲,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而作为非洲政党政治关键性力量,非洲左翼政党将发挥自身独特的政治能量,为非洲的发展作出特殊贡献。尽管非洲政党的地位和权能有下降趋势,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但是,只要非洲左翼政党积极适应新的形势,努力实现向团结政党、廉洁政党、现代政党和开放政党的转型,就能成为引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锋队和排头兵。

这些政治体制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但和西方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西方精英主要决定于选举,民众的选票决定了谁是精英。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民众的支持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存在着选举制度的国家,但党内精英的选拔更为重要,是先党内选拔,后党外选举。其次,在西方大众民主政治下,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政党代表不同意识形态。但在一党独大体制下,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在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仍然有政党“意识形态”,但需要包容性,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三,在西方大众民主下,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表达出来,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下,政党表现为开放性,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政党研究中心)

不管是西方大众民主下的政党制度,还是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其前提就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就是多元利益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但开放既可以通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来表达,也可以通过一党独大,或者开放的一党制来表达。开放不见得就是多党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是个开放的过程,也能表达多元的利益。

作者简介

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产生于非西方国家,也比较适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一种比发达国家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样的制度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这种体制也发展出了一些大众民主国家不存在的体制,来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稳定。比如说,大众民主的重点在于“一人一票”和人口比例代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分化,利益冲突突出,人口比例代表制往往会制造阶级冲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些能够协调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机制。理论上,中国的政协制度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机制,因为政协代表不同的功能界别、社会阶层和阶级。当然,政协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改进。其一,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来不断更改功能界别;其二,不同的功能界别内部需要民主化;其三,政协必须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

姓名:许忠明 工作单位:齐鲁工业大学政党研究中心

与大众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相比,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呈现出相对集权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需要一种集权体制。民主化对一些过度集权的领域已经构成了挑战。不过,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可以进一步横向分权,即容许和鼓励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并把它们组织起来,整合进不同的功能组织。其二,可以进一步纵向分权,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来满足多元化的地方居民的需要。其三,缩小国家政治的范围,实行有限政治,同时拓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自治权利。发展中国家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力毫无边际,深入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但等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成长起来之后,放权和自治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还是自治,既是当代民主化的要求,和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也不存在必然冲突。

尽管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不是当代世界的政治主体,但它们已经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弥补当代大众民主所存在的缺陷。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本身也在发展之中,它们或许会最终会演变成西方式的大众民主,或许能够通过改进自己,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观察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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