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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埃文斯认为

时间:2020-02-27 02:18

埃文斯认为,将百年前的历史与当下建立联系缺乏足够依据。他强调,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国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二战结束,随后迎来的是数十年和平。虽然冲突仍然存在,但多为有限的局部冲突。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原有国际格局和大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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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结束后,“日不落帝国”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让给了崛起的美利坚;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随着大战结束分崩离析。

埃文斯认为,将百年前的历史与当下建立联系缺乏足够依据。他强调,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国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二战结束,随后迎来的是数十年和平。虽然冲突仍然存在,但多为有限的局部冲突。

  一战的硝烟散去已久,但如今西方国家一些人却以纪念、研究为名,对照当今国际体系进入深刻调整变化的现实,提出“一战重演论”、“欧亚相似论”、“中德相似论”等议题,并宣称“中美必有一战”。

BOB电竞官网,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期间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然而,百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不良政客却借机大搞映射史学以售其奸,令世人警觉。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对照一战国际格局和当今世界秩序,就不难发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政治家缺乏的是起码的历史常识,那种意在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恐慌和疑虑的言论,值得我们警惕。

4月8日,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夫森学院院长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历史的警示”(A Warning from History)的学术报告,通过探讨1914—2014年间的历史变革,谈了他对一战与现代社会关系的看法。

  一战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果以此比照当今大国间的摩擦,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当今世界格局与100年前恐难相提并论

  从表面上看,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当时深刻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战略利益纠葛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战争的起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各国纪念一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同时,不少西方政客、学者将历史与当下进行比较、联系。《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12月曾刊文称,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一战爆发时有诸多相似之处,或引发升级版的一战,而美国及其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则分别扮演着一战前英国与德国的角色——一个是老牌帝国,另一个是新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甚至妄称,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

  首先,从地缘政治格局视角分析,欧洲版图在双方的战争规划中是交战主战场。作为引燃战火的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向衰落,巴尔干半岛成为当时欧洲列强瓜分海外殖民地、遏制对手的重要跳板。但是,英德之间、英法之间在欧洲地区的其他摩擦以及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早已日趋激烈。不难看出,同盟国和协约国争夺的不仅仅是欧洲某一个区域,而是谋求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殖民地归属的主导权。因此,战争爆发是必然的。

然而,我们是否可将百年前的战争背景套用于当下?二者之间有多少关联?埃文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强调,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战爆发在特殊的背景下。战争导火索是1914年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挑起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随后与这两国存在利益相关的俄、德、法、英等国很快被卷入其中,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地区间矛盾迅速激化并转为欧洲多国间矛盾。由于当时这些欧洲国家间利益相互牵扯且立场分化,加之这些欧洲帝国势力影响范围涉及全球,所以欧洲战争转变为世界战争。

  其次,欧洲列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发展格局来看,欧洲主要列强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此时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基本上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世界总面积达65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中,英国独占3350万平方公里;俄、法两国分别占有1740万平方公里和1060万平方公里。三国占据的殖民地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95%。

事实上,当时的欧洲各国内忧外患,欧洲国家领导人对未来充满焦虑。埃文斯说,德国担心俄罗斯的扩张,欲尽快发动战争,趁其内部矛盾突出、组织涣散时对其进行打压;奥匈帝国担心周边国家“反奥”情绪不断扩大,故对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事件反应强烈;俄罗斯则刚刚经历日俄战争带来的羞辱;德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国,迫切希望将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力量,向老牌帝国提出挑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不少政治家、社会历史学家预测战争的爆发难以避免,甚至持积极的“主战”态度。与此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将进化论理解为“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最终由强国胜出(当然,这种观点在二战中被摧毁,纳粹清除犹太人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批判)。这些因素积聚在一起,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正向垄断时期过渡,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欧洲列强的相互争夺。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给德国的资本扩张和工业腾飞创造了无限的上升空间,使其在1914年工业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增至16%,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商人们强烈要求德国军队开拓“阳光下的地盘”,为德国的工业发展输送更多殖民地的“养分”。因此,战争成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获取战略资源的最终手段。

埃文斯认为,将百年前的历史与当下建立联系缺乏足够依据。他强调,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国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二战结束,随后迎来的是数十年和平。虽然冲突仍然存在,但多为有限的局部冲突。冲突范围扩大的前提是受到外部国家的支持,这一点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很难实现。虽然中、美、俄、欧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依然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最后,一战时,国际战略格局由帝国主义操控,争夺世界霸权和改变国际秩序只能通过战争手段实现。19世纪以后,欧洲列强统治和影响着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格局,这一格局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通过争夺欧洲和世界的霸权来控制更多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维持欧洲战略力量平衡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战争和相对的联合成为欧洲秩序重新排列组合的唯一选择。因此,不同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与对话平台,国家间相互协商,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很多地区冲突在战争规模、地域范围及持续时间上也较为有限,这与国际机构从中斡旋、缓解冲突双方的焦虑,促使冲突方重回谈判桌有直接联系。另外,联合国成立之初,各国已形成共识,要在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可以确定的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对战争变得更为敏感。如今,阻止灾难性的战争发生已成全球共识,这和一战爆发前人们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反差。

  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与一战时期英德之间的矛盾有着本质不同

沟通协商增进互信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

  首先,冷战后的美国国际外交战略是根植于美国现代国际安全模式理论——“民主和平论”之上。这一理论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一书中提出,其基本内容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看,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之间即使发生冲突,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专制国家之间以及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较为容易发生冲突,且更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因此,让专制国家“民主化”就成为解决国际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

埃文斯强调,百年前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匈帝国等,都有大量殖民地,因此一战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国家间的战争,而是帝国间的较量。然而,二战后,殖民主义便失去了繁殖土壤;到21世纪初,过去作为殖民地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崛起,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主要角色。殖民主义逐渐消失,这是1914年和2014年的重要差别。

  分析这一理论所奉行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一些人把一切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取向的国家和集团均列入“专制”行列,而在解决矛盾的手段选择上,更倾向于建立一套联盟体系下的国际干预机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采取经济制裁或单边行动。

与此同时,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画上句号。埃文斯认为,冷战造就了“两极世界”,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多极化发展。回顾一战爆发前,也就是19世纪,国际关系呈多极化格局,但这种格局最终被打破,1904—1914年间,欧洲出现两极对立,类似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最终引发战争。而如今,我们已从两极世界步入多极世界,应当吸取历史经验,防止两极化再度出现。

  其次,一战中英德之间的利益诉求和矛盾与中美之间的矛盾诉求并不相同。英德之间存在的矛盾不仅是针对殖民地争夺的问题,同时也是争当欧洲霸主,实现控制世界主导权的问题。在一战前期,德意志帝国从长期分裂中走向统一,急速膨胀的国力使德国迫切需要适应国力发展的资源掠夺地和产品倾销地,与之相伴的是,德国军国主义对于问鼎世界霸权的野心,唯一的障碍就是当时控制大量殖民地的英法等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战亦不可避免。

埃文斯表示,将当代政治格局和一战拉上关系恐怕是一种误导,一战带给人们的历史启示是运用国际力量对潜在不稳定因素进行抑制,促进冲突方和平对话。

  反观中国,中华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浴火重生,和平共处和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诉求。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冷战结束后呈现出多极化倾向,由美国一极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在演变为一极主导多元并存的局面,在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更为紧密,利益诉求相互关联,发展中的大国在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的环境下与霸权国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一旦爆发战争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中美之间在当下国际环境中走向全面世界大战的几率微乎其微。

此外,埃文斯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被削弱,中美关系和一战时的英德关系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当然,有一部分美国人担心中国崛起,认为经济力量崛起会变为军事力量崛起。但事实上,将经济发展与军事力量扩张间建立必然联系的假设是错误的,如今中美双方都在追求政策公开透明,以及谋求相互理解、相互对话,只有通过相互沟通协商才能有效避免误解、增进互信,这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

  最后,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和一战时期的地缘战略格局也不相同。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一直坚持“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准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联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整个亚太地缘结构中并不是争夺而是互补的关系,只要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合理合法,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矛盾中争取大多数,就完全不必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当今国际秩序的双重维度来看,中国将建立一整套“新兴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是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转移,从而形成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关键问题是这一过程是通过何种形式来调整的。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起源和战后国际秩序调整来看,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国家、武力争夺殖民地、通过霸权战争争夺体系霸权等。

  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主权规范的深化等原因,大国间的霸权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已经逐渐由原来的军事征服变成经济、外交领域的争夺和通过建立军事、经济同盟关系来挤压对方的战略空间。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实现与他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奠定了外部基础。

  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一直强调,“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系”,世界许多国家已经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受益。

  其次,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观。在西方大国战争史上,正是由于新兴大国不断谋求自身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大大提升了军事对抗的紧张度,许多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与西方新现实主义思想不同,中国反对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反对美国推行所谓的“先发制人”。因此,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深入思考世界格局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矛盾后,系统地提出了共同安全这一全新安全模式。

  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遵循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年~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减少近200万人,足以说明中国在安全战略问题上并不是通过增加军事实力来实现发展目的的。

  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

  历史上,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奥匈帝国、英法集团与德奥集团,英法美与德意日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无不是围绕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展开的。而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自身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一个最基本国策就是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

  第三,中国遵循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希望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与霸权国展开军事、经济、外交等多领域的协调和沟通。历史上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战争或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改变、推翻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引发的。

  而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不公正、不公平之处,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够为中国提供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国采取的基本国策是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反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内容的同时,愿意严格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遵守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规则,在维护现有国际法、WTO准则的同时,逐步和平地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历史上那些新兴大国试图推翻已有国际秩序而引发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的悲剧。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多元融合发展的文化生态模式,降低了东西方文化对撞所造成的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在历史文化方面,世界范围的大国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进文明代表者自居,对那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动了无数场战争。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不同而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对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文化的包容性,并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上,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是其他东亚国家的一种自发行为。

  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更是严格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针,对一切中小国家都以平等身份相处,更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到其他中小国家身上;对其他大国,中国坚持合作和发展的方针,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相反,对西方国家的文明,中国本着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汲取了许多合理的文明成果。

  此外,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也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文化,认同中国的发展经验。从中国角度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中心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种崭新的选择模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大国发生过全面战争,这已经是人类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或许这才是一战百年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且会比过去走得更好。

  (作者单位:解放军边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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