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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时间:2020-02-27 02:18

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即便从孔子算起,中国历史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走过了一个漫长道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时,注意到“一字之褒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价值取向,因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怀疑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以“董狐直笔”真实记录历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的任何曲笔,甚至像司马迁、陈寿等人那种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笔,也依然会被揭露、唾弃。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

虽然我们通过回忆能够意识到过去的存在,但是过去凝固了,无法产生任何变化。同时随着时光的不断远去,我们回忆过去的准确度不断下降。我刚才所做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努力准确地回忆。上一周、上一个月和上一年发生的事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呆板,越来越缺乏细节。尤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我们不是主角的事件,我们的回忆就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别人的回忆,要准确地回忆对于我们尤其困难。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并不是依据事实,而是深受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现在所处利益的影响。

孔子;学问;需要;记录历史;影响;中国历史学;通鉴;积累;中国人;生活

就某些方面而言,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一个惊人对称。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理解预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如同过去一样,未来与我们的直接行为脱节。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行为来影响未来,但是我们无法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完全掌控未来,因为还有无数的因素在起作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离我们越遥远,我们就越无法对其施加我们的影响。我可以准确预知在以后几分钟内要做的事情,除非有完全无法预知的事情发生,使我无法做我预先计划的事情。我对明天要进行的行为预知或影响的把握并不大。如果是下一周、下一月、下一年或下一个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更难把握了。如看待过去的做法一样,我们看到的未来参杂着我们的希望或恐惧,而不是实际的未来。无论对过去或未来,我们都带有自己的偏见,是根据我们本身的利益而出发来看待。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即便从孔子算起,中国历史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走过了一个漫长道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历史意识淡薄的现象。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人们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并不是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即我们始终在一个不确定的状况下行动,而且对过去和未来的信息我们掌握得不完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瞬间就成为过去,因而变得无法掌控。正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和预知,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常让人惊讶的世界中。我们必须要承担我们行为的后果,而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也无法干预未来。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历史记录尊重事实,不隐恶,不溢美,那么历史学功能必然彰显,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记录和计划

根据儒家的观点,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此生永存,但相信精神不死。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其实与宗教具有类似功能,教导人们理性地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知道此生短暂,只是一个过程,即便享尽荣华富贵,最后也不过是一堆黄土。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响社会,影响人类历史。

所有时代的人们都必须面临上面所描述的难题,而且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始终处于惴惴不安和掌握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会产生疲劳和恐惧,并导致无行动能力。文字和其它信息存贮技术可以给我们记忆能力提供一个帮助。可这些技术仅仅是要记忆内容的辅助工具,而要记忆的内容多种多样。神话或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故事使得过去变得易懂,同时作为个体也无法掌控。比如基督教创世纪的神话一方面揭示过去怎样变成现实的,而另一方面使得对过去的回忆不取决于某个个体的喜好。今天我们倾向于用科学的、系统和理性的方式来取代这种记忆方式[1]。尽可能准确地记录现在,以便我们能更好回忆,摆脱与利益相关的诠释。如果没有这样记录的存在,那人们就会借助历史学的帮助来还原过去。用历史学来还原过去的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观地记录历史的发展轨迹,更好地理解过去是怎样影响现在和未来。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主义使中国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信奉真实。相信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也是历史学为学的根本价值。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时,注意到“一字之褒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价值取向,因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怀疑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神话和宗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它们提供预知和把握未来的工具。相信上帝的人坚信超自然的生物具有自己的意愿,从而能影响整个世界。虽然通过上帝的意志达到控制未来并不容易,但是未来的发展轨迹总算是有了一个目标和具有某种理性。如果再进一步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控制超自然的意志的话,那么人们对未来就会失去许多恐惧感,因为未来不再是不可掌握的了。但是神话和宗教只是两个控制未来的工具。当前真正能使用的理性工具是政治和经济的系统筹划以及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筹划和设计未来的工具,而且大大地拓宽了其可能性。发现大自然的规律并将其表述为自然法则大大地提高了掌控自然的可能性。由此,在设计社会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而开发出来并不断细化社会科学的手段。

确实,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较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历史学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历史真实,即便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历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合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

所有这些减少复杂性和避免偶然性的手段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未来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才能被预知和被塑造。科学技术让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有能力完全掌控未来,但是我们一再痛苦地发觉我们的感觉是错的。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大型设备(如铁路、化工厂或核发电站)发生事故,从而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灾难,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掌控自然和技术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

以“董狐直笔”真实记录历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的任何曲笔,甚至像司马迁、陈寿等人那种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笔,也依然会被揭露、唾弃。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依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不真实的历史说教只是说教,不是历史。一切曲笔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会被揭穿。

历史学的功能、意义,当然需要书斋学问,需要扎实、细致的考订功夫,需要心无旁骛。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没有这样的积累,历史学就不会被人们尊奉。曲笔的历史作品,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虚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终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成为一种学问,除了弄清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治,是通鉴。是用历史教训指导现实,是告诉人们在从事创造时,要有大关怀、大视野,要放在历史长河中通览、通鉴。

我们过去总以为我们今天比古人聪明,总以为我们现在比古人幸福。其实,反观过去几千年可以检索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有古今之别,无古今之异。我们今天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知道得更多,这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更博学,而是我们生得比他们迟。

熟读历史,不会轻言历史性的创造;熟读历史,应该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老话说,无聊便读书。好像历史学就是一门消极的学问,是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中国或许是真实的,但在现代学科建立后,显然不能这样看。历史学不仅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预知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学家不再是失意政客无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识之士、饱学之士的职业,是一项与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等职业选择大致相同的选择。

其实,在古典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消极地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无聊的学问,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诗》《书》,订《春秋》,让乱臣贼子惧。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此后,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直至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以历史学为工具服务于社会,影响政治,应该说一脉相承,精神一致。

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需要历史学的参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历史学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还在于参与历史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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