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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技能生成的赶来就要根性子的意义上校订社会,中中原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艺历史学脱胎于具备中中原人民共和

时间:2020-02-27 02:18

贾玉树,男,山西洪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军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军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03

在一般公众、政治领袖和商界人士中,有一种普遍的观念长期以来且至今仍然认为,技术变迁是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在这种观念中,技术变迁犹如火山爆发流入社会,促使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领域发生改变。这种观念出现的背景林林总总。例如,在从19世纪到目前为止所举办的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中,它就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口号尤其有些急躁冒进的是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博览会的口号宣称:“科学致力发现、工业从事应用、人类必须遵从。”这种理念断言了科技变迁所具有的动力学力量,建议人类这一庞大群体保持被动而去“遵从”。这种世界观最一般的名称叫作“技术决定论”。近年来,技术哲学家已经加入到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中间,致力于消解这种长期存在的决定论信念。在历史和社会层面开展的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和理论论证都被用于展示技术变迁之路径。这种路径由社会塑造,并且具有依赖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偶然性。凭借在技术历史学与技术社会学中新的经验性研究,许多当代哲学家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理解。与决定论相对立,这样一种总体立场可被称作“建构主义”。这种试图将哲学追问与“STS”的理论与方法融合起来的手段,通常被称作“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论转向”。

陈北宁,女,北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军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军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03

当然,在这种一般性的进路中,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争论的理论立场。我要强调的是: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之间这种一般性的共识,对今日社会所面临的技术选择问题之政治协商,将是极有助益的贡献。现在,思想成熟、资讯丰富的人们认识到,历史并非由那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所驱动而朝向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我们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向更广泛的公共和政治领袖启示一个重要的事实:普通百姓和社会群体也能够以富于成效的方式参与对技术转换的塑造。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在学术走向世界、视野逐渐开阔的同时,也不免感染了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瘟疫;科学技术哲学应当自觉地继承自然辩证法尊重科学、弘扬理性、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在哲学和文化层面上重新定位;必须高度警惕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在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对以下论调持越来越强烈的怀疑态度,即“这种技术发展——这种装置或这个系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这种怀疑论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历史的证据。我们注意到,整个20世纪出现了一些不断重复的预言,声称技术变迁的来临将在根本性的意义上改变社会。然而,此类预言中的多数最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有一些关于个人飞行器即将出现的乐观宣称。许多未来学家预言道:家庭将拥有并使用直升飞机,人们将驾驶着他们的直升飞机去工作或者去乡村度假。显然,这种进展并没有发生。多数人意识到,大量自由飞行的个人直升飞机充塞天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对个人飞行器进行设想的社会群体从未赢得很大的影响。对于历史的一种建构主义理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是何以发生的。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现代蒙昧主义/学科建设

一组更重要的预言聚焦于核能。在20世纪中叶,核能的普遍应用被广泛宣称为不可替代的。许多人相信,核能将成为下一种伟大的能量来源,必将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提供世界所需的绝大部分电力。这些预言完全是误导性的。今天,全世界有不超过500座核电站在运行。但是,这较之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数字相去甚远。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这些核电站被证明费用昂贵;其次,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风险——这是被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所证明了的;再次,对于核电站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核废料如何安全储存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曾经有过建设核电站的行动热潮。但在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之后,这种建设的速度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包括全球变暖的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也许将来的社会会认为核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没有人能够像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声称核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以致于无法再对此类预言有任何信心。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如果从邓小平圈阅批准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请示报告开始算起,新时期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回首这25年来所走过的历程,自然有许多令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引为自豪的大事情津津乐道。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表面上繁荣兴旺的背后,还现实地潜伏着一些深刻的危机。本文不打算详细地陈述历史,而是希望通过全面深入地反思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转向,揭示出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自觉地沿着全球化的金光大道健康发展,同时它对于我们当前“重振自然辩证法的雄风”(注:这是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说法,王国政教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来(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张明国教授在“大调整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进行了具体地阐述(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无疑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对于技术不可避免性的预言持怀疑态度还有第二个原因,这来自于我自身的政治经验。多年来,我一直积极投身于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被宣称为“不可避免的”技术变迁事实上被阻止了。之所以被阻止,是由于相当数量的人们挺身而出并且宣称:“不,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是的,我们宁愿尝试其他选项。”五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数千人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都居住在纽约州哈得逊河河谷地带,共同抵制一个庞大的、使用燃煤的水泥厂的筹建。我们被告知,该厂的建设是“不可避免的”,而抵制将是无效的。但是,尽管实际上有许多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支持这项计划,我们这些人的努力仍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通过运用地方民主(local democracy)的方法,我们成功地阻止了该厂的建设。目前,许多和我们具有同样目的的公民正在致力于为哈得逊河河谷经济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未来。

一、重新认识和评价自然辩证法

切身经验告诉我:如果公民坚持并且找到适当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关注,那么,对于技术改进进行民主塑造的可能性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得到拓展。说“是”或说“否”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介入技术选择的政策制定,甚至去影响技术设计中所表达的技术转换,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今的技术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个领域,能够加强此类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我们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为那些想要影响技术政策的人们和社会团体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通过知识性话语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新技术产生原因以及影响社会生活和自然界方式的理解。与以往时代相比较,新的技术史学、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使得对于技术变化的社会与政治动态达至一种更加审慎和细致入微的理解。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始终都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学术成就,几乎所有的国外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潮都在国内有了其相应的学术传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然辩证法自身却反而仅仅是被作为一种“公共政治课”完全淹没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学术吵作之中,被正在全面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一再边缘化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1996年发生在美国的“索卡尔事件”(注:参见索卡尔等著、蔡仲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第207~218页收入米拉·拉达撰写的“印度的科学大战”一文,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中印度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破除现代科学神话的种种反科学举动。)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后现代学术研究内部,它彻底粉碎了中外相对主义的迷梦,不仅唤醒了全球的理性主义者全面反思后现代思潮,而且唤醒了正在同全球范围内的这股后现代学术思潮全面接轨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充分认识和张扬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技术哲学家当中,作出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人包括:阿尔波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①,继承马丁·海德格尔传统的哲学家;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②,以有趣的方式发展了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③,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重新提出了技术选择问题;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④,强调沿着新路径对技术和环境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对于技术社会维度的新研究所产生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将挑战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些基本的、通常是成问题的实践,同时致力于对这些实践进行改造。

首先,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时代人类智慧高度凝结的最高产物,是真正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历史已经全面进入了科学时代,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衰落,曾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危机。拒斥形而上学、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哲学,成为历史赋予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重要使命。恩格斯既反对那种独立于实验科学之外又试图凌驾于实验科学之上作为“科学的科学”的传统思辨哲学,也反对那种将实验科学拔高为哲学或将哲学物化为实验科学的现代“实验”哲学。自然辩证法正是他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下对于传统哲学时代危机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其一,自然辩证法作为“自然界的辩证法”,既不是自然哲学直观思辨的结论,也不是自然科学具体实验的结论,而是恩格斯总结和概括当时的全部科学知识背景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融思辨与实证的现代智慧的结晶,它既根源于自然科学,又能够相对地超越于自然科学;其二,自然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尽管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迫使自然哲学步步后退,休厄尔甚至还以物理学家取代了自然哲学家,然而关于外部世界的描绘,并不是由物理学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须由通晓全部自然科学的哲学家共同参与。恩格斯并不是没有考虑未来哲学可能发生的转向,然而他没有放弃哲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职能;其三,自然辩证法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它的那种建立在通晓人类迄今为止全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方式,必将给自然科学的各门不同学科以方法论方面的智慧启迪,尽管学院派哲学家一直在指责它范围不清、框架不明,然而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却是,这种被作为另类的自然辩证法始终都是理工农医类各个院校的研究生最为喜欢的课程,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甚至新学科等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也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从那些自然辩证法爱好者中间产生。而这既是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所以能受到许多自然科学家欢迎的根本原因,也是科学时代纯粹思想的真正的价值之所在。

现在看起来,即便还有更好的选择,我们从19世纪和20世纪继承而来的技术应用的许多模式现在却成为我们盲目从事的非常可怕的坏习惯和成瘾行为。“先进”技术要求我们盘剥人,摧毁生态系统,消除文化多样性,浪费资源,将空气、土地和海洋视为巨大的下水道吗?明显的答案是“不”。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许多被表征为“先进”的技术实践实际上是退步并且具有破坏性的。海洋渔业技术中的一个历史实例能够很好地说明想像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苦涩结果。数十年以来,建造载有更大渔网的更大渔船,用复杂的电子系统追踪运动的鱼群,这似乎是明智之选。不幸的是,这一过程的后果把世界推到了全部渔业濒于枯竭的危险境地。

其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理论基础,是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学原理。它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STS与科技政策等当前隶属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众多领域中的各种思想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恩格斯在形成他的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不仅广泛地涉猎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各个前沿领域,而且深入地思考过科学的本质及其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他留下来的尚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包含了许多有关自然科学性质的论述,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这些内容未尝不可以作为科学技术学的学科生长点;其二,在我们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其实已经把有关内容发挥成为科学技术观或者科学技术论,其中有相当的篇幅完全属于科学技术学原理的内容;其三,在中国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绝大多数人,就其实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学科性质看,称为科学技术学可能更为合适一些。倘若我们把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划分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与科学社会学三个群体,恐怕是落在中间的人要占绝大多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具有自己辉煌的历史,而它所以能够成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除了时代的特殊原因外,恐怕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还是一门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规范的学科,从而能够把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广泛地吸收进来。

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术成果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偶然的、甚至通常是任意的特征积累是如何创生出当今物质文化的特征。这包括我们现在意识到存在重大问题的技术特征。当然,在这些技术特征被初次引入时,似乎是极为可欲的。从当今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可被陈述为:我们不必被从历史继承而来的技术选择和社会建构所限制。改造、变革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由社会所塑造的技术状况,这应当是可能的。

再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地认识全球化现象与处理形形色色全球化问题的思想基础。表面上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其实已经是全球化的产物,无论是就其作为事业、学科还是理论,它同科学技术的自觉结盟,不仅内在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提供了对全球化运动的理性辩护。正是由于具备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使它曾经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先导作用。其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社会运动理解为自然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为我们积极主动地面对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二,从世界历史的当前格局看,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文化全球化正在相对滞后之中,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21世纪是中国的”相比,印度的右派走得更远,他们不仅疯狂地叫嚣21世纪是“印度人的世纪”,而且断然宣布现代科学是西方的种族科学,印度人民党甚至把所谓的“吠陀数学”列为小学的必修课,印度新的历史教科书还极力歌颂包括世袭等级制度在内的所有印度传统,鼓吹印度神话是“雅利安民族”的原始家园,并对包括穆斯林信徒在内的所有“外国人”表示悲哀(注:参见索卡尔等著、蔡仲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第207~218页收入米拉·拉达撰写的“印度的科学大战”一文,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中印度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破除现代科学神话的种种反科学举动。);其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其各省的分会过去曾就WTO召开过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又积极举办了各种专题的科学文化研讨会,分析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对策,它们对于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自然辩证法同科学技术之间天然的结盟及其所具有的科学文化意蕴,必然会有助于我们顺利克服和跨越传统文化在我们前进道路上可能设置的种种羁绊。

二、正确定位科学技术哲学

不幸的是,如果考察过去四十年以来新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路径,你将发现,对于在技术研究领域工作的许多学者而言,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重要性程度方面并没有获得提升。事实上,对于我们时代重大公共问题的学术研究反而减少了。非常有前途的智识方法、理论和社会学研究存在一种倾向,使得对技术的研究纯粹学术化了,同时去除了其社会批判、政治参与和技术改革的维度。我将把当前倾向与早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中关于技术与社会的思考阶段作一比较。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激情走向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我们自然辩证法同人在中国的学术界从此获得了一种合法的身份,而且使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顺利地融进了世界。然而如何理性地进行学科建设,却始终是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妥善地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同人至今依然没有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获得广泛的认同。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西方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有数量极为可观的学者投身于改革运动。这种运动所聚焦的主题包括作业环境技术(workplace technology)、核裁军、能源、核动力、社会正义、环境危机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主题。这里的杰出人物包括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⑤、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万·伊力奇(Ivan Illich)⑥、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⑦、舒马赫(E. F. Schumacher)、⑧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⑨、居伊·德波(Guy Debord)⑩、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们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强烈地持有某种社会信念,对于所关注问题采取的立场往往比较清晰。可以将这些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视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技术哲学中思辨思想类型的先驱。这一代早期的技术批判者接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试图使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对社会所面临问题及选择的批判性反思。他们的智识贡献与行动结果是方方面面的。某些技术批判者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例如,雷切尔·卡逊对于杀虫剂的评论在扭转现代农业的某些实践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但是,技术改革运动的其他结果却更多地是凌乱无序的。

首先,我们不得不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这个问题吴国盛教授曾经反复地强调过,近年来则不仅呼吁把科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建设,而且在北大哲学系身体力行,搞得已经卓有成效(注:吴国盛所著“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和“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均可参见《自由的科学》一书,该书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正是按照吴国盛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的构想策划出来的,它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建设的道路。)。这个问题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要强调和呼吁这样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乃是由于规范化的科学技术哲学框架难以囊括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已经形成的所有问题。倘若我们能够再建设一门科学技术学,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已有人呼吁从科学技术哲学转向科学技术学(注:张明国: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1期。),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只不过这里并不存在转向的问题,无论是挂在哲学门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挂在社会学或者法学门下的科学社会学,还是将要建构的将来可能挂在理学或者管理学门下的科学技术学,甚至还可以包括目前正在作为公共课的自然辩证法,都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完全可以在自然辩证法的大旗下平行发展,和平共处。至于业内有人想把曾加在科学技术哲学后面的括号挪到科学技术学后面,实际上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这是由自然辩证法一词的内涵及其性质已经先天地决定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强烈地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环境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运动、新城市规划运动、有机农业运动等。与此类运动具有特别密切关联的另一场运动被称作“反文化”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它在美国和欧洲遍地开花。除了性解放和摇滚元素外,它还唤起了人们对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人对技术依附的广泛主题的关注。在“反文化”运动中,人们所强调的论点是对于以下内容的批判:过度的消费主义、机械化工作场所带来的严苛性和压抑、现代技术社会中战争机器的核心地位、始终存在的核毁灭的威胁、众多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建制中的极权主义、诸多工农业技术所引起的环境破坏等。

其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注:贾玉树:从激情走向理性——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如果说哲学只是涉及自然辩证法的外部表述形式,那么科学则直接制约着它的内容。其一,科技哲学是科学技术的哲学,正如同宗教哲学是宗教的哲学、西方哲学是西方的哲学、罗素哲学是罗素的哲学一样,这是由科技哲学的内在本质规定的,舍此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其二,如果把科技哲学理解为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则其中的哲学自然是可以包括形形色色的哲学,它们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立场出发反思科学技术,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所有反思结论都能够因此成为可辩护的和平权的,更不意味着非理性地夺取“话语霸权”就可以把自己的反思结论粗暴地强加于现实社会。个别人文学者好神秘、善清谈,自然是无可厚非,然而要把这些个人的喜好传播到这个理智本来就不健全的社会,是不是也需要接受一点“人文伦理”的约束;其三,科技哲学是科学技术的哲学,同时也是科技时代的哲学,它肩负着科技社会健康发展的神圣使命。所以科学技术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拒绝一切外在的反思,只是它绝不能没有自己内在的灵魂,否则就必然会使外来的邪魔附体从而沦落成为反科学与非理性的傀儡。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框架,开阔了人们认识的学术视野,然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尊重科学的优良传统则不能丢,它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显然,我所提及的这些运动并非对于技术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思考的最后内容。我想要强调的观点是:在近来的历史阶段中,对技术实践和建制进行人文角度省察的著述者们能够确认那些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有时能够动员大量的人群去面对这些问题。我将此视为技术变迁领域民主理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量的人们不再相信技术条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开始寻求在塑造技术转换中的角色,去更好地适应他们对一个良好社会的需求与理解。然而,对于当今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和作家而言,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通过在大学里从事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哲学家的职业生涯,一个人能够在工作方面得偿所愿。因此,目标不再是介入旨在改变社会政策的社会批判,而是学者型职业生涯的研究和进步。学者的研究能够展现技术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它能够显示“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s)是何以围绕着科技项目而形成的。当然,这种方法是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卡伦(Michel Callon)所推进的。这一研究指向技术选择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分枝点(branching point)。这种进路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对人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与解释也提出了挑战。我相信,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不幸的是,它很容易变成自满、自我辩解、重视、纯学术型的工作。在今日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当中,那些与技术相关的、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不再具有更多的紧迫性。对许多学者而言,用精确、严格、流行的学术方式去描述并且解释技术变迁,这就已经足够了。

再次,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和明确的文化意识(注:贾玉树、陈北宁: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它既不应当为世俗的功利主义文化张目,更不应当成为以所谓“崇高”面目出现的现代反科学文化的帮凶。哲学是文化的轴心,是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浓缩和凝结科技文化的全部精华。其一,现代科学技术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文化自然历史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内在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它必须全面继承和重新阐发、评价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思想遗产;其二,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和阐发科学技术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学会用科学的态度来反观当代思想文化,而不能一味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贬损科学。它必须积极致力于弘扬理性精神,发展先进的科学文化,为科学技术在当代中国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为功利主义业已主宰的现代科学技术注入一种非功利的鲜活的灵魂和精神;其三,自然辩证法是以现代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内在地蕴涵着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作为特征的全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由此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就更是应当自觉地继承、挖掘、阐发和传播其中所蕴涵的这种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

在新的、经验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家的概念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概念工作提出经常造成智识挑战的问题。但是,当触及更大范围的、关于人类当前所陷入的技术困境的主题时,同样的问题也可能是相当琐碎的。例如,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主题有趣的会议:“技术性人工制品的代理”。会议目的在于探究有用的物质性事物之所以能够具备伦理或政治性功能的方式。这是一个我基于技术与政治思考的语境已经进行了多年写作的主题。无论好坏,我的文章“人造物有政治吗?(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推动了关于技术性事物“代理”讨论的开展。但我发现,在近来聚集起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当中,“代理”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狭窄和抽象的主题。是的,用更精确和理论化的方式去定义“代理”是可能的。在科学技术研究理论——例如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中使用这一概念也是可能的。但在讨论的结尾,我还是不得不发问:这到底造成了什么不同?

最后,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科技哲学是科技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感。它不能陶醉于从某种陈腐的和无聊的思辨哲学出发抽象地攻击和围剿科学技术,而必须从科学技术本身所蕴涵着的科学技术的哲学出发反思和批判现实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本性必然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只有那些难以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浪漫主义人文学者才会常常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主义或者无端的悲观主义。他们不仅无力解决时代所提出的任何现实问题,而且还经常掩盖问题的实质,扰乱人们的思想,延误人们及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时机。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积极致力于理性地直面现实,透视社会,扫描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思路。关注时代,关注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注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与思想文化,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心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幸福,一直是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也应当自觉地继承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传统。

技术性事物“代理”的不同理论并没有对当前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技术问题有所启示。这种讨论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很奇怪地与现实相脱节并与政治无关。据我的观察,这种不参与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心态是当前对于技术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整体特征。随着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日渐成熟,它们越来越倾向于离弃公共领域而隐居到大学校园和专业性学术研究的生活当中。人们出版书籍、发表论文、推进业务、教授学生。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经常出现在影响公民、公共管理人员或商界人士的技术争论当中。

三、警惕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近年来,哲学家们对待技术问题时变得越来越重视,一种非常强的、实践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哲学。当它关涉到技术选择时,对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起着导向作用。这种哲学的通名就是“全球化”。它基于两个核心理念。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当今的全球性公司无可争议地统治了全世界的经济前景,包括新技术所遵循路径的关键性抉择。第二个核心理念是:政府在政策选择中的角色应当更多地被消除,代之以全球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选择。这一理念的通名就是“新自由主义”——一种也可被称为“市场基础主义”的观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新一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建构主义理念——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影响巨大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基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2008-2009年爆发的金融崩溃。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商界人士和公民不加批判地采纳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主义观念,这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脱胎于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技术哲学理应成为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作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肩负起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职责,然而伴随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科学技术哲学走向,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也日趋复杂,人们在远离科学家、远离科学的过程中,逐渐包容了古代神秘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从而致使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中开始孳生和蔓延一股不容忽视的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首先,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思潮。以哲学不是科学为由瓦解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从而使哲学远离科学走向玄学或宗教神学,已经成为一种后现代时尚。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摹仿着这种时尚。第一,自然哲学的复兴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的形势下是完全必要的。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超越科学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然而作为一种已经被扬弃了的旧的意识形式,尊重科学、并自觉地以科学作为边界条件则是绝对必须的。倘若把自己凌驾于科学之上、甚至公然藐视科学则已经走向了蒙昧主义;第二,科学哲学的转向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丰富,以语言学、解释学与修辞学深入阐发认识论问题,将使人类的认识更加全面、更为精致。然而以解释学消解认识论,甚至狂妄到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则不能不说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第三,技术哲学诚如吴国盛所断言的,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注:吴国盛所著“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和“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均可参见《自由的科学》一书,该书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正是按照吴国盛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的构想策划出来的,它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建设的道路。),它的兴起是技术时代的必然。关注和张扬技术的技艺层面确实是沟通技术与人文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如果以此来反对技术的方法层面,则显然是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追求哲学的确定性、操作性、准确性、清晰性和科学性,正是人类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同把哲学当成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即使被人们称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也从来未曾把它们自己的哲学当成过科学。当前我们必须在兼容并包的过程中坚决抵制和克服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坚决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

总而言之,研究技术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出一种可提供的新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已经背离了公共领域并且逃避了技术政策中的关键性争论。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处于学术界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满足于圈内的相互交流,没有太多的兴趣参与当前时代关于技术问题很明显非常重要的论争。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重要问题包括:首先,现代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是可持续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帮助全球社会深入考量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应当扮演一种领导性的角色。其次,全球变暖如何改变我们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并作出相应的对策?这同样是一个哲学家应当作出更大贡献的主题。思考技术及其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技术哲学家的长项。他们也能够提供澄清这一层次问题的重要思想。

其次,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思潮以及有关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中的各种反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倘若真的存在的话,也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纲领,它只能是存在于追求真理的学者中间。政治家对科学的兴趣与资助只是一种功利主义而绝不配被称为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不会削弱功利主义,而只能是走向蒙昧主义。第一,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视科学与哲学的本质区别,妄图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肩负起认识论的重要使命,如果这样做是可行的,其行为无疑正是它们所反对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第二,某些所谓的人文学者乘着后现代主义的强劲西风,以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和基因伦理等作为突破口大肆贩卖陈腐的宗教伦理,他们扯起伦理学的大旗把自己凌驾于科学之上,并一反后现代所标榜的流动性,以某种凝固的宗教道德为科学设置种种禁区,对此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警觉;第三,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极力渲染核污染、转基因食品过敏以及克隆人等,借以煽动社会大众的反科学情绪,争夺反科学的话语霸权,他们把显然由于人们的功利主义等非理性心理膨胀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统统栽赃并强加在科学和理性的头上,这就不仅是蒙昧主义的,而且完全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

但事实上,目前我们没有听到多少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学者针对这些主题所发表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微观而不是宏观;他们关注的问题反映出定义狭窄的学术思想流派的需要,而不是最迫切的人类需要。实际上,我们时代对技术的学术性研究有变成中世纪经院哲学现代版本的危险。在关于技术政策的论争中,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声音并不突出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前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相信,在尚存在争议的、关于技术意义问题的主题上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多少有些不明智、不理性或是不值得去追求的。他们认识到,对于任何特殊的技术工具或技术性实践问题,都可以做出多角度的解读。在众所周知的关于技术社会建构的思想流派中,这种理解被称为“弹性解释”。这种方法论立场暗示,所有技术性人造物的意义都具有弹性空间。例如,我可能认为,风车是一种环保的电力来源;而我的邻居则可能将同样的风车视为噪声源和对于飞行中鸟类的威胁。这时,还有谁能够指出我们孰对孰错呢?

再次,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史领域中的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同其它学科史不同,科学史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所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所取得的那些最辉煌的成就,并在时间的流逝中充分地展示出人类理性发展的清晰轨迹,它可以帮助人们拓宽思维的空间,给科学创造以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辉煌又必然要在时间的流逝中锈蚀,从而科学史也同时是一种人类思想的垃圾堆。这样看来,各门科学史也就都只能是根据现代的观点写成一部辉格史。第一,科学史并不支持相对主义,借助于科学史来张扬历史的垃圾、传播陈腐的自然哲学,必然要走向蒙昧主义;第二,博物学只能处在科学的边缘而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中心,以博物学向现代科学挑战是理性精神堕落的一种征兆;第三,所谓的女性主义科学、民族主义科学以及各种宗教的科学,同当年无产阶级的科学一样,是以伪科学面目而出现的反科学。它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科学的名义偷运蒙昧主义的垃圾,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和反叛。

面对复杂多样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可能会这样进行回应:“我的工作是描述不同的立场并解释其意义。采取一种立场或提出建议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样可能的是,由于不想被视为“反技术”的,因此学者们避免在关于技术政策的争论中作出强的论证。作为一名对于技术选择问题进行写作并发表言论的学者和活动家,我经常引起反对者的攻击:“他只不过是反技术的”。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年来我所致力的工作,你就会发现,我始终在努力澄清那些我所支持的政策和工具,而不仅仅是对之进行批判的那些。对那些不同意我的立场的人,我有一个标准的回应。我可以列出一百项技术项目的清单赞同并强化我之所以支持它们的理由。我希望其他人可以列出类似的清单并给出他们的理由。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偏好进行比较、甄别,同时对它们所反映的某些关键性选择进行辩论。

最后,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文化建设中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潮。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经过相对主义的学术铺垫,最终以虚妄的人文主义面目出现,从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第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应当是一体两面的: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注定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真正的科学主义者也注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世界上既不存在某些人所攻击的什么科学主义思潮,也不存在他们自命的所谓反科学主义的人文学者;第二,当前国内部分所谓职业的科学文化人,其实是一些具有某种神秘心理倾向并痴迷于思辨哲学的人文学者。他们自觉放弃真理的追求,在语言游戏中编制话语霸权,试图以科学技术哲学大师自居以充当科学的导师,这是某种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借尸还魂、回光返照。他们绝不可能代表科学家而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体;第三,虚妄的人文主义则大都是以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与神秘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以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论者和女性主义者等作为其社会基础,它以反科学主义作为突破口,以非理性主义作为其总体特征,而其本质则是十足的蒙昧主义。

技术批判的终极目标不是反对,而是提出建设性意见。可能正是由于害怕被称作“反技术主义者”,哲学家们往往避免从事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论争。我相信这种担忧最终是没有根据的。艾略特(T. S. Elliot)在他的一首诗中问道,“我敢吃一个桃子吗?”(Dare I eat a peach?)当前技术哲学领域中的许多著述都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敢于对任何社会的主要技术模式进行挑战吗?或者我应当保持沉默?我相信,我们的技术哲学家和技术社会学家需要终止职业生涯中安全和舒适的防御,开始去直面挑战。在对社会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过程中清楚地阐明信念、使自己的声音广为人知,这是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我同样相信,社会应当支持他们的探索并欢迎他们的建议——即使当思想家们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消息。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这里是一份由于讲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被杀害的哲学家的部分名单:苏格拉底、塞涅卡、波埃修、托马斯·莫尔、吉奥丹诺·布鲁诺、孔多塞、葛兰西、朋霍费尔、甘地。是的,哲学也可能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当代技术哲学家们至少暂时背弃了技术批判和勇于冒险的传统——这种传统事实上正是当今技术哲学学科得以产生的源泉。

在致力于研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哲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即想要依照某位思想家或某种思想学派使自己模式化。有人也许想要与西方某种流行的思想流派保持一致。你可能会说,“我想要成为一名建构主义者”、“我愿意追随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我想要追随唐·伊德或安德鲁·芬伯格或兰登·温纳的脚步”。(我不知道追随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尤其是兰登·温纳——是否明智。)当然,掌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阅读并理解全球范围那些已经完成的最新工作,永远都是正确和明智的理念,也是我所倡导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去发展一种能够反映其历史、文化、哲学和独特认知方式的技术哲学,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吗?

我演讲的基本要点可以陈述如下:如果中国学者过于关注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哲学领域学者的模仿,那么就是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学者应当结束简单的回应,避免重犯西方当前思想方式中的严重错误。学者们生产并激赏一种消解了批判性思维的技术哲学,而这种批判性思维针对的是当前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近来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中,这种明显缺陷不断增长,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妄加推崇甚至重蹈覆辙。

①1937-,美国技术哲学家,著有《技术与当代生活特质》、《海德格尔问题与技术》等。

②美国哲学家,著有《技术文化的哲学工具》、《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等。

③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著有《追问技术》、《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等。

④美国哲学家,著有《环境伦理学》、《控制技术》、《哲学与设计》等。

⑤1912-1994,法国技术哲学家,著有《技术社会》、《技术绝壁》等。

⑥1926-2002,澳大利亚哲学家,著有《在过去的镜像中》、《在文本的葡萄园中》等。

⑦1895-1990,美国科学技术史学家,著有《艺术与工艺》、《机器的神话》(1967-1970)等。

⑧1911-1977,英国经济学家,著有《小的即美的》。

⑨1921-2006,美国哲学家,著有《社会生态哲学》、《社会生态政治学》等。

⑩1931-1994,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景观社会》等。

美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反文化的形成》。

1945-,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生物圈政治》、《氢经济学》等。

1924-2006,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为《女性的奥秘》。

1934-,美国技术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工艺与实践》、《技术与生活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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